2000年,《经济学人》杂志刊文称在非洲有看不到给人以希望的任何迹象,并且宣称非洲是“绝望的大陆”。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在19世纪还是块充满希望的土地,然而到了21世纪,它却变成了失败和绝望的代名词。似乎整个世界都己将这片遥远的大陆遗弃。然而,当中国人来到这片土地,带着真诚、技术、人才和援助,情况开始发生改变。2011年,非洲联盟宏伟壮丽的总部,一栋崭新的高达20层的摩天大楼直耸云端,就像一个巨人一样站立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它被人称为“中国人赠与非洲的礼物”,为了建造这栋高级并且复杂的大楼中国承担了高达20亿美元的建造费用。该栋大楼是埃塞俄比亚最高的建筑物,于2011年在非洲联盟峰会召开前准时竣工,包括了拥有2,500个席位的会议大厅。这份礼物使得埃塞俄比亚的己故总理相信,非洲日前的经济发展是“复兴”的表现,一部分要归功于中国“让人惊叹的复出,以及在互利基础上对非洲的经济合作的贡献。”中国在非洲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几十年来,中国已经协助或者援助了贝宁和塞拉利昂的体育场馆、卢旺达和安哥拉的医院、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到东南部的奇龙杜公路、毛里塔尼亚的一项供水项目、马里的糖厂和甘蔗农场等等。尽管中国在非洲的出现受到了非洲国家政府的热烈欢迎,但是却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担心。2012年,《哈弗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神秘、真相和机会》的文章,该文章如是评论中国在非洲的参与：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深陷单一的意识形态之中,无视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愿意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另外,中国没有“软实力”,意味着她无法通过吸引力,说服力和市场关系来引导10亿非洲人,而只是依靠野蛮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想要代替西方国家。这会伤害已经付出巨大努力来消除贫困、建立民主制度和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网络的非洲人民。事实上,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的仇视性言论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还出于西方国家援助己死的事实,就像著名的非洲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在她著作《援助的死亡》一书中所说的一样,除此之外,他们任务中国已经对西方国家造成了威胁。早在20世纪70年代,D·沃尔,联合国慈善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曾经说过：“当援助的花言巧语与援助的现实相遇,当承诺不能兑现,假定的慷慨看起来更加吝啬不堪,那么,意料之中的是,预期的友谊将不再彰显或者干脆保持沉默。”西方的对外援助曾经使得援助国和受援国对彼此都不再抱有幻想。然而幸运的是,这恰恰为中国在非洲的再次出现提供了机会。在中非关系里,援助在实现双赢的过程中无疑扮演着纽带的作用。中国对非援助这一行为就像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粘合剂。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通过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援助以及海外经济特区的建立,将重点分析了中国对非援助中对中非贸易积极影响。本文从以下五部分展开：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首先给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上任之后,都将非洲选为对外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站,由此,非洲在中国外交的重要性地位可想而知。在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为经济铺路,尤其是为中国日益蓬勃发展的经济铺路。2000年首次召开部长级会议并宣告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中非关系中的引擎力量。另一方面,中非贸易总量从2000年的105亿美元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1984.9亿美元。并且,在中国,对外援助、投资和贸易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正是本文的研究背景所在。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试图通过充分的论据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对非的援助政策以及该援助是如何对双方产生贸易效应的。与此同时,本部分基于援助与经济发展、促贸援助、以及中国对非援助等关系进行了文献综述的阐述,这是本文比较特殊的地方。在本章的最后部分给出了援助、促贸援助以及贸易便利化等核心概念的定义和简单介绍。第二部分是整篇文章的基础部分。自从中国出现在非洲以来,西方媒体就大幅就中国在非洲的各种活动进行报道,有些媒体甚至直接指出中国是“流氓援助者”或者“新殖民主义者”。相反的,在本章中将揭露出西方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说明只有中国的援助才是摆脱这一困境的解决办法。而且,因为中国援助有着无条件性以及基础设施先行、大规模使用中国劳动力以及援助的捆绑性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由此摆脱了西方援助面临的困境。本章其他部分简单介绍了中国援助的分类,随后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援助程序和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国务院提供方向性的政策建议以及预算分配。国家商务部则负责援助基金的管理,调配援助的商业方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安排优惠性贷款的管理。进出口银行主要负责国家对外政策中对外援助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对中国援助的特点和机制的大致说明后,第三章开始详细分析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主要从中国援非历史、动机以及机制进行展开。中国对非援助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今中国的援助策略和经济交往反应出了我们20世纪80年代时期自身经济发展的经验,当时中国也是援助的受援国,援助与经济挂钩。当下的中国被称为工业发电站,世界工厂。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现在很多的非洲国家非常相似。日本是当时最早进入中国脆弱市场的国家之一,它向中国提供以资源为支撑的优惠贷款,中国则可以向日本进口技术和专门知识。“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成为日本的“最理想贸易伙伴”。最终,日本的公司蓬勃发展,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得到扩建,为正在发展的经济打下了基础。中国援非除去这一历史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是经由很多学者讨论并且受到传统援助国家和机构所批评的。那就是,中国现在在非洲完全是一个资源的攫取者和廉价商品的兜售者。中国经济继续繁荣,如今,做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自然资源以及能够消化过剩产品的消费市场。而非洲正是最佳选择。本文在分析完中国援非的动因之后将中西方的援助做了对比,旨在强调中西方援助的不同之处由此突出中国援非的特点。中非之间的大事记无非可以追溯到1971年,在同样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洲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那是中国援非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援非的原因,但是如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援非远不止政治上的动机。如今,中国的发展需要非洲,非洲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援助如今更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实际上,中国援非的历史和动机并不能完全分开,历史同样揭示了中国源源不断向非洲提供援助的动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年代,援助更多的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第五章中,笔者试图分析出援助对中非贸易的积极影响。本文的中心,即援助与贸易,关于两者的因果关系一直都存在争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官方发展援助和援助国贸易才有了显著的关系。因此,只有当受援国家存在适当的内生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贸易和援助之间才会出现正向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学者和研究者们发现了对外援助与援助国的出口之间的关系。从贸易到援助,在援助国将援助分配到与其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的国家时内生性起到很大的作用。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本章详尽阐述了促贸援助对贸易的效应。在分析援助的贸易效应之前,笔者通过图表数据分析了中非贸易现状。由于中非之间存在的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以及相互间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合作,中非之间的贸易总量持续扩大,并且在未来形势良好。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能忽视影响中非贸易的负面因素,比如大多数非洲国家长时间的经济停滞问题,以及中国更具竞争力产品进入非洲市场之后对非洲本土经济所产生的冲击,这将导致非洲地区大规模的失业以及本土经济的一蹶不振。针对这些挑战,本文的最后一章会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第四章的后半部分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论述援助的贸易效应：首先,中国援助主要用在像道路、大坝、机场以及医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翻新上,由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尤其是那些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将会使得双方的贸易流增加。为了使这一部分的说明更具体一些,本部分用“安哥拉模式”进行案例分析。从具体的数据以及在安哥拉的工程项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对安哥拉的援助增加了安哥拉石油出口的能力,与此同时增加了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并且使得中国的石油进口更加多元化,从而改变了我国单一的石油进口形态,经济安全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另外,“走出去”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期望,中国对非的援助完全可以使这一期望变成现实。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在针对非洲的八项政策中曾指出创建海外经济特区的愿望,以期加强中非之间的合作。这些特区侧重于战略型工业的建立以及提供自由化的投资环境。它们需要再基础设施上有大规模的投资,不仅是在这些特区里面还包括将这些特区和地区市场相连接的港口、道路等。整套的基础设施将吧分散的非洲市场联系起来,对地区经济的整合有着非同凡响的推动作用。海外经济特区的建立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优质的投资坏境,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无疑是锦上添花。另一方面,海外经济特区也将成为非洲经济新发展的纽带。第五章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本章主要对全文做了总结,并且针对前文所提到的挑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从广义上来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对非洲人民来说是福音,因为中国的经济援助使得非洲在援助国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比较和考量。在援助流与贸易流关系的问题上,一定形式的援助流推动一定形式的改革或者是改变相应的基础设施状况,长远来看这将会减少贸易成本进而增大贸易流。在本章的后半部分,分别从中国和非洲的角度提出建议。一方面,中国在非企业应该注重其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政府应该加强与传统援助国的合作并且加强与非洲本土机构的合作。另一方面,为了使得援助更有效率地得到利用并且增大贸易效应,非洲国家的政府应该将其议程与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充分协调起来。除此之外,非洲政府应该加强普通非洲公民在中非合作中的角色。最后,诸如文化差异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只有中非双方加强对对方文化的理解才能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因此,中非双方应该寻求更多的方式来减少文化差异和信息不对称的障碍,从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双方包括贸易发展在内的经济活动的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