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中国制造业陷入了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技术亟待提升,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经济难以持续发展,同时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越3000美元,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从制造经济走向服务经济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因此,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刻不容缓。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开放为前提的,因此讨论中国的产业结构必须与世界经济形势相联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国家分工的深化,国际外包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发展趋势,因此对国际外包与中国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国际外包和产业结构的研究只有零散的片段,缺乏系统地讨论,并且在已有的研究当中,西方学者大多是基于自身利益从发达国家的立场来对国际外包进行研究,但在世界经济当中,发展中国家却往往是处于被动的承包地位的,本文的目的是讨论国际外包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我们将研究视角限定于承接国。站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立场上,我们不禁要问:国际外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理论机制是怎么样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其实就开始融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了,那么就中国经验来看,国际外包具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效应?进一步,在中国所面临着的产业结构转型关键时刻,国际外包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有的话,什么类型的国际外包活动又会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更为有利?　　 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本文将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　　 第一章首先从当前的经济背景出发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指出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接下来对本文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明确研究对象,并对文章的逻辑结构、行文思路、研究内容进行安排,最后我们还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并对文章作出的贡献进行说明。　　 第二章是全文研究的基础,首先对国际外包和产业结构两大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论,然后从分工出发建立两者的理论联系。文章指出,产业结构的本质在于分工,同时国际外包则是国际分工在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新形态,因此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外包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共同理论根基。　　 第三章从理论上分别在产业内和产业间两个不同层面对国际外包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机制问题进行探讨。从产业内来看,国际外包会从收入分配、要素配置结构、产业技术水平以及产品内贸易结构等多方面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价值链的攀升；从产业间来看,国际外包则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劳动供给效应、生产率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等四种机制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其结果并不一定必然导致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章利用中国的相关数据资料对国际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我们对国际外包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考察,并挖掘了其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因素；接下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经验分析；最后,为了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还对国际外包是否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增长速度是相当之快的,但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促进这种增长。国际外包促进了中国收入的增长但是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结构,拉大了高低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并且国际外包也没有对中国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提升起到很好的作用。然而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说,中国承接国际外包则是有益的,它对中国一部分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总而言之,就中国经验来看,国际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整体上我们仍然应当继续努力推动国际外包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对问题进行了升华,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际外包与承接国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理论联系。在进行理论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对产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从理论和经验上进行了总结。鉴于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目标主要是从制造经济走向服务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发展是服务经济的主要特征,因此我们还对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内生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Longet al.(2004)模型的一个改进,我们分别证明了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结果表明:制造外包对承包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服务外包对承包国的影响是与服务企业的市场结构是相关联的,但是整体上看,两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都具有推动作用。　　 第六章则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作为经验研究的基础,我们首先对服务业进行了界定,然后利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数据对产业结构的内生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我们利用S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国际外包在产业结构内生变化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内生性在不断增强,但是这种内生性的变化存在许多的扭曲,生产性服务业的基本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也没有很好地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外,国际外包对产业结构内生性的影响具有一个长期和短期的影响,这一点在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从长期来看,制造外包的承接对生产性服务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意味着承接国际制造外包其实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承接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的,并且承接国的服务业受益程度比制造业还要大,而服务外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性也有一个较长期的影响,但最终会消失不见。　　 第七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承接国的角度对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分析和检验研究两个方面对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回答,其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现有文献从承接国的角度对国际外包进行的研究较少,而且对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又相对零散,本文首次较为系统地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该领域内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澄清。　　 第二,在理论研究上,为了说明国际外包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机制和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本文对Freentra和Hansonl(1996)模型、Kohler(2004)模型、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模型以及内生增长模型和Long et al(2004)模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厘清了国际外包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许多理论问题,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第三,在经验研究中,本文也做了许多的工作,将偏离-份额法、静态面板回归分析、动态面板回归分析、数据包络分析(DEA)、随机前沿分析(SFA)、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以及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等多种分析方法灵活运用,充实了文章的研究方法,使得文章对国际外包和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更深入和更准确。　　 第四,本文在一些重要变量的测度上也下了一番功夫。首先,对于国际外包的衡量,现有的衡量方式多数是从发包方的视角进行测算,与本文的研究视角相冲突,因此本文对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SNA)、《经济大类分类标准》(BEC)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3版)以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进行重新集结和对应,构造了生产中间投入品的31个产业分类的外包数据,使得对外包的研究可以从承接国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次,对产业升级的测度也是文献研究的一个难点,对此我们采用了间接衡量的模式,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进而使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成为可能。最后,对于产业结构内生性的测算也进行了创新,利用投入产出分解技术对产业结构内生性的研究进行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