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意识形态”是指维系男女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信仰。本文从性别意识形态的视角,以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的英译为例,研究性别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骆驼祥子》堪称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典型,语言生动、活泼、幽默,其浓厚的地方色彩已成为该作品的代名词。自《骆驼祥子》的四个译本面世以来,研究者们对其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Evan King译本和施晓菁译本的对比研究,鲜见对另外两个译本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归化异化、翻译目的论、顺应论、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关联理论、阐释学、翻译伦理和勒佛维尔的文化改写理论等,主要研究原作与译作的语言转换及风格对等问题。文献综述表明未有学者在研究语言转换过程中纳入性别因素考察意义的生成,对于这部“女性主义文本”,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基于意识形态从性别角度出发,研究《骆驼祥子》英译过程中由于译者性别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阐释和产出,使我们从性别视角来解读《骆驼祥子》这部充满老舍“大男子主义”特点的译作,有着其独特的意义,对研究译者因素对译著的影响,也尤为重要。本文语料使用的是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及其四个译本,分别为Evan King的1945年版本,Jean M.James的1979年版本,施晓菁的2001年版本和Howard Goldblatt的2010年版本。四位译者刚好为两位女性译者和两位男性译者,而《骆驼祥子》又是一部充满男权意识的作品,我们将对比这四位译者对于女性的身份、特征、以及性观念在译本中的区别,细化至原文的词汇、句法和特定女性形象表达等方面对比。鉴于最初由Lakoff、Spender等学者提出的女性使用语言和男性使用语言的不同,和后来的翻译理论界提出的译者由于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社会角色的不同译作必然呈现不同特点,我们将分别从语言学和文学的角度提取能体现出男女译者不同思维而导致的不同解读和表达方式的语料。本文理论使用了以谢莉·西蒙和路易斯·冯·弗洛图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始创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性别研究理论。女性主义在翻译界掀起的“革命”主要在于其瓦解了旧式“二元”对抗论,质疑了传统的“忠实”观,把身份问题提高到了政治议题,对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由语言导致的性别歧视吸引了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以robinlakoff的“女性的语言”为代表;并引发了一场为彰显女性身份、提高女性话语权为目的的女性主义翻译活动,以flotow的《翻译与性别》和simon的《翻译中的性别》等著作为代表。在后女性主义时代,性别语言已不再局限显性的表达方式,诸如语言改革之类,而走向更深层次的隐形歧视,比如通过一些模式化印象等。从而与我们的真实生活更加贴近,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而性别研究理论则与当今社会愈演愈热的性别话题更加密切相关,关乎女性权利地位议题。男性中心权威被瓦解,妇女弱势地位被追究。权利和话语向来密不可分,性别议题则主要研究权利分配机制是如何镶嵌在话语结构中的,深层揭露由性别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本文将综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从批判的视角看待语言的使用问题,以挖掘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译者的性别确实影响了翻译的生成。不同性别的译者对于源文有着不同的解读,导致其在翻译过程中使用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对源文的文体形成不同程度的再现。男性译者较女性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似乎更具创造性和大胆,表现为更多的增译、减译、转译等,而女性译者的“劫持”化现象也确实存在,表现为翻译过程中为达到某种特定的翻译目的而使得“简化”现象较严重。(2)语言学家们的关于女性使用语言应该更礼貌委婉等预设并未在译作中有明显表现,说明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努力下,在社会分工日益不再以性别因素为主导的今天,不管是“国格”还是“性(别)格”,“层级化”正在消失,个体的权利观念在增强,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便是男性与女性“专属用语”(表明女性是弱势一方)的模糊化。(3)性别确是翻译过程中的相关因素,但是由于文化、政治、历史背景等的影响,我们不能把差异仅仅归结于性别因素,并且性别属意识形态范畴,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其作用,而只能通过序、作家访谈和翻译结果等去推断。因此,只有男女译者尽量规避由于自身性别意识影响而导致的源文理解和语言使用差异,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性别翻译”。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纵观老舍的作品发现把女性译者和男性译者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其译作,尚未有学者触及,性别领域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争夺之战,必然导致性别话语的不同,因此性别印记在相同的源文作用下,是否会导致不同的译文,值得探讨与研究。其次,国内性别与翻译的结合研究起步晚,发展慢,性别意识薄弱,导致相关研究不够深入,希望借由本研究,可以引起更多关于译者与作者性别相关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