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学的研究使得就中国社会的实然性与应然性问题的分析给出完整的回答成为必然。学者们始终在此孜孜以求，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实质上亦可归入“何谓中国社会”这一个总的主题上来。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来看待中国社会，如何去认识并构造中国社会，应该以一种什么样传统去分析去解读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质性到底体现在什么方面，中国社会在内在发展过程中是否有自己特有的逻辑与理路，中国社会是否具有自己自身内在独特的构成原理与运行规则，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可以说一直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可以说，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与深层解读也即本文所关注的核心。本文主要以潘光旦的“位育”思想为立足点，透过其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与理解，来看有关社会研究的分析传统问题。基于潘光旦相关研究的文献背景资料，笔者分析并解读了潘光旦社会学思想分析中所蕴含的独特的关于社会学“形构”与“解构”的思想逻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较为有代表性的阶段，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资源在新的民族自救与图存的背景下进一步得到进一步开启。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融合与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在“他者”与“我者”文明的比较下有了关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认识，并试图寻求关于中国社会的自性分析，这一过程使学者们关于中国社会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研究步入学科化阶段，学科领域的深入发展，使得学者们可以在更深层的学术背景下来思考与讨论“何谓中国社会”的问题。同时，大批学者的留学归来也为更好地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开拓了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与探讨空间。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社会及思想的背景下，使得学者们关于中国社会的看法与认识在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具有独特性与代表性。本文即是选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潘光旦的社会学思想为研究重心，透过他关于中国社会的特有的分析、认识与解读来总结出其关于“何谓中国社会”的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全文试图透过潘氏社会思想的内在的分析逻辑及思想理路、模式框架、理论视野来挖掘出社会学最早的关于中国社会特有的分析传统，回答关于“如何认识研究中国社会”及“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诸方面问题的。但在其具体的问题分析展开过程中，由于潘光旦的思想体系中开出的理论视野过于庞大，其关于中国社会分析研究思想又比较复杂，不能一应而尽，故本文主要选取其思想体系中的“位育”思想为核心，并以此为主线，将其融合到具体的关于中国社会的独特的分析当中。在他全部的分析中，应该说，“位育”思想统领起他全部的社会学思想，潘光旦亦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其自身关于中国社会认识方面内容的全部的构设与理解。而在具体展开“位育范式”解析下的中国社会研究中，笔者主要从两大主要的框架与维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即静态分析层次上的“社会要素构成论”与动态意义层次上的“社会互动调适论”。在位育的构成论中集中讨论了关于个体位育、家庭及家族位育、民族和社会位育、位育网络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而在位育的互动调适论中则是集中地讨论了关于个人与社会如何在互动调适的过程中以寻求并达到充分的位育。“社会调适论”的内容主要涉及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调适；社会调适的遗传、组织、制度、文化基础等方面内容。在这种分析过程中，潘光旦的“位育”思想，不仅作为一种理论贯穿于他的整个分析中，而且也作为一种分析的范式原则贯穿进潘光旦的内在逻辑与解析理路中，这样也使得潘光旦的社会学思想具有内在深层的方法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最后，本文则主要就潘光旦中国社会论的开创性建设性研究及存在的缺憾展开讨论，在这部分内容中，集中探讨了有关潘光旦社会思想研究的独特性、研究的缺失性及位育思想的超越性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分析潘光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展开的解读及其如何分析中国社会所表述的特定的社会学思想的认识，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也即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1、潘光旦复杂思想体系中所包容的“位育”思想，其根本要义在于一种“汇通”与“综合”，在于寻求一种中庸之道，为克服社会学研究的主客对立的二难困境。潘氏为我们在一种新的意义层次上去分析与解读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个人与社会始终是社会分析的两极。社会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在于两者之间的融通。社会分析思想总是在这两端寻求互动、调适与平衡。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回答，成为解读社会的必经之路。社会总是在一种构成与互动调适的维度下才能达到健全有序与和谐的发展。在潘光旦的思想体系中，对于这种融通可以说他将其发挥到极致。在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西文明等多维互动关系向度上，其都试图实现一种多维取向上的融合。2、潘光旦的全部社会学思想无疑地向我们再现了一种社会学分析传统：即他关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与理论思考原则。在潘氏理论主旨原则指引下，他的理论始终都是采取一个“关系主义”的思考与分析模式去展现特定社会的各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3、潘光旦开创了比较意义上的中国社会本土性研究，为本土社会学的发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