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机动车车辆停放中的法律关系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在没有出现车辆丢失、损毁的情况下，人们很少去关注，而一旦出现停车纠纷，则发现停车合同的责任认定其实很复杂，实践中的问题也很多。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停车合同的性质问题，停车合同是场地租赁合同还是保管合同是停车纠纷中最常出现的争议;在成立租赁合同的情况下，停车管理方的核心义务是对停车场地的维护和管理;而在保管合同下，停车管理方则要对车辆尽保管义务。在出现车辆丢失、损毁时，如成立场地租赁合同，停车管理方仅对因停车场地瑕疵而带来的车辆损害承担责任，而在成立保管合同时，停车管理方只要未尽到管理人的勤勉义务，就需要对车辆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责任承担上的差异性正是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　　而区分这两种合同的关键点就在于停车管理方是否取得了对车辆的占有。由于我国现有立法对于占有的定义并不明确，所以本文通过相关占有理论，对保管合同中停车管理人所取得的占有的类型和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因此得出结论，保管合同下停车管理人取得的占有，是直接占有和他主占有。在客观方面，停车管理方对车辆进行实际的控制和管领;在主观方面，停车管理人有为停车人占有车辆的意思。因此，在停车人支付保管费用后，停车管理方有向停车人返还车辆的义务。　　因为保管合同下保管人所取得的占有的这些特性，本文进一步推出，认定停车管理方取得了对车辆的占有，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客观条件，即停车管理人有对车辆事实上的控制;第二个是主观条件，即停车管理方在返还车辆前有对取车人的间接占有人身份进行验证的意思。而在认定停车管理方是否取得对车辆事实上控制时，还应注意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区别。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因物理特性不同，而导致停车管理方对其实际控制的程度也不同。在实践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第二，停车合同性质认定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在停车纠纷中，停车人举证困难的问题非常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停车管理的混乱。由于缺乏监管，停车管理方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在车辆停放过程中，拒绝给付停车凭证，致使停车人难以证明车辆与停车场地的空间结合关系。本文认为，由于停车管理方对车辆是否进出的事实更接近、最能有效掌控。因此车辆是否停入停车场所的事实应由停车管理方举证证明。　　第三，关于停车合同中出现的免责条款的问题;对于停车管理方打出的“丢车不赔”的告示，其效力取决于事实上成立的合同性质。如果事实上成立的合同为保管合同，则该告示的形式类似于格式合同下的免责条款，该条款规避了停车管理方在保管合同下应承担的主要义务，应当认定为无效。　　第四，关于停车合同是否为一个对价合理的正值交易的问题。因停车费用和车辆赔偿额相差较大，有人认为其违背了合同的对价原则。而根据相关对价理论，虽然停车费相对于车辆的价值是微小的，但只要其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并且不存在欺诈、错误和不当影响，就应当认为合同成立。　　以上四个问题，本文分别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进行了探讨。其中第二章专门梳理了停车合同的性质问题，而第三章则分别讨论了其他三个问题，详细分析原因并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案。　　鉴于停车合同类型的多样性，本文在第四章对实践中的各种停车模式进行了分类列举，并对在不同性质的停车场内停放车辆所产生的停车管理方义务进行深入剖析。事实上，在这四类性质的停车场中，停车管理方都可能因保管合同产生对车辆的保管义务，此外，业主在小区型停车场停放车辆时，物业服务企业还对业主承担法定的安保义务。而消费者在消费型停车场停放车辆时，经营者还应对消费者承担消费合同的附随义务。在车辆丢失、损毁时，作为停车管理方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经营者就应当依照其法定义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通过民法理论对现实中的停车管理现象进行分析定性后，得出结论:停车纠纷的赔偿责任之所以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其根本原因是停车管理混乱。如果单纯从民法的角度判定停车管理方是否承担对车辆的管护义务，就会造成大多数的停车管理方为规避赔偿责任而故意不对车辆进行保管的恶果。且实践中，很多车辆停放点已经在通过拒绝给付车辆凭证的方式，规避对车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立法和行政监督的角度入手。通过立法将停车管理方对车辆的保管义务固定下来，同时在行政管理中加强监督力度，督促停车管理方向停车人发放保管凭证，提高停车管理方的服务质量，才能更好的促进该行业的发展，也使城市的车辆停放更加有序。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虽然汽车消费的时代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就我国国情而言，非机动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国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且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无论从资源还是环境的角度，过度的汽车消费都是难以承受的。因此，鼓励公众更多地使用非机动车出行有其现实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建立更加完善的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制度，充分保障停车人的利益，和停车管理行业的良性发展。这也是本文探讨非机动车停放管理问题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