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安地濒南海,素有“省尾国角”之称,明清以来,地狭人多的社会状况导致大量人口涉洋谋生,至近代形成特征明显的“侨乡”,同时,由单姓或几个大姓组成的宗族村落在潮安具有普遍性,宗族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概言之,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和风俗民情等原因使潮安在建国初期社会变革中呈现出独特的地方特色。本文以1949年到1956年间潮安土地制度变革为切入点,借鉴制度、权威和秩序理论,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形式,前种形式的变迁以利益为诱因,后种形式以国家强制力为依托,杜绝以利益为驱动力而产生的“搭便车”等行为,促使农民更深入地参与到运动中。权威作为政党和组织的统治基础,可以较低成本地消除无序和混乱,维持组织的存在,实现政党和组织目标,保证社会和组织有秩序地运行。对于政党而言,权威从两个方面建立,即外部反对力量的清除和组织内部的整合。建国初期,共产党以镇压敌特势力为手段的“外整合”和整顿共产党队伍方式实现的“内整合”,为党和国家政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秩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形成过程要借助暴力、权威等国家力量来整合完成,新秩序的建立通过对原有秩序的变革来实现,社会秩序通常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制度、权威和秩序三个理论之间具有相互层进性和契合性,以制度变迁方式开启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完成了共产党对农民的启发和动员,从内外两方面树立的共产党的权威既是制度变迁的外部保障,也为其后农村政策的实施奠定基础。当制度变迁和权威的建立完成,构建新秩序的外部条件就已具备,共产党通过制度和权威的双重力量实现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心理的改造,最终完成社会秩序重构。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选题依据、研究价值,所用资料的简要介绍入手,回顾当前学术研究现状,梳理学界研究进展及尚存研究空间,介绍本文所用理论、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介绍近代以来潮安农村土地占有关系、租佃关系以及与农村秩序相关的社会状况,呈现了近代以来潮安农民贫穷的生活和不断趋向崩溃的农村经济状态。第三章以制度变迁为研究中心,通过减租减押、退租退押、分果实等以利益为驱动力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员了农民参与土改,当利益的诱因消失,农民失去对运动的参与热情,以扎根、诉苦、反隐瞒和划阶级等强制性制度变迁出现,推动土改运动继续进行,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交互作用下,农民参与到共产党主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过程,共产党满足了农民对利益需求,激发了农民参与运动的热情,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第四章以权威的建立为研究视角,探讨共产党引导农民通过清匪反霸、斗地主等手段完成对敌对势力的镇压,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了土改运动的“外整顿”,同时开展对工作队的整顿和农会的改组,消除阻碍土改推进的内部因素,使得共产党的政策在基层得到完整全面的执行,实现了“内整合”,通过内外整合,共产党在农村建立了自己的权威。第五章以秩序的形成为研究目标,也是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历次运动的阶段性目标,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宗族存在的土地制度,重塑了乡村文化心理。在历次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成为共产党扎根于农村的基础,经过选拔的基层干部替换原有的乡村精英,成为党的政策在农村贯彻和落实的坚决执行者,实现了基层政治秩序的重构。从小农经济、统购统销到农业合作化,共产党逐步消灭了传统农民生产的自发性,通过“组织起来”实现了农村经济与国家建设的一体化,建立起农村的经济新秩序。这样,通过建国初期的土地制度变革,共产党在土地制度、文化心理、行政结构、政治基础和经济领域五个维度完成中国新秩序的构建。从历史发展中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并吸取失误的教训,对我们国家、政党和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建国初期的土地变革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破除了千年来的土地占有模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随社会发展,建国初期的土地制度变革的弊端逐渐呈现,农村经济出现困局。如今,“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如何稳定有序引导农民发展农业,稳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解决当前农村面临的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