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佛教环境思想以巴利文佛典和日本禅宗为研究文本,前后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后三个发展阶段,其发展深受西方生态宗教和欧美佛教学术研究的影响。西方佛教环境思想是东西方文化嫁接的产物,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次要工具。由于它的工具性,与此相关的研究存在着思想上牵强附会的误读和实践上的误区,如混淆缘起论宇宙观与深生态学整体主义、错认为佛教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美国动物保护主义滥用或错用佛教戒杀素食等戒律等。这些问题促使着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反思,并试图从汉传大乘佛教文本中汲取新的思想资源。与此同时,我国陆续展开以大乘佛教为文本的佛教环境思想探索。虽然在大乘佛教的文本选择和教义阐释上,我国研究比西方更为合理深刻,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我国研究主要是比附西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存在误解西方环境哲学背景和概念的情况,甚至照搬西方的思路和框架,认识不到我国生态文化与西方环境哲学的根本差异。因此,通过反思国内外研究中的问题,对比我国已有的大乘佛教环境思想研究,我国研究应确立一种新的思路,即以生态文化为理论背景,以人为契合点,将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解脱思想与解决生态危机结合起来,为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思想上,首先从业力观念重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非只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其次以缘起论为桥梁建立超越有中心划分的平等仁慈的人与自然关系;其次挖掘佛教的人本价值,以此破除当下对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缓解科技对人和自然的异化;最后提倡大乘佛教适度节欲的生活理念,对治当下盛行的消费主义。实践上,认识到大乘佛教生态实践与人间佛教关心社会事务自利利他理念的紧密联系,在实现人类更好发展层面,人间佛教与生态文明存在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