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隐蔽调查是行政调查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调查方式与社会主体的权利保障、程序法治的理念以及行政公开原则之间都存在着冲突。为此，行政隐蔽调查应当在特定的法律空间内实施：在实施范围上，行政隐蔽调查根据所在的领域而不同。在公领域中，行政隐蔽调查受到的限制较少，但仍应避免过度适用。在私领域中，行政隐蔽调查在公开调查无法实现调查目的的领域内适用。同时，该领域内存在重大的公共利益。被调查人进入该领域也应当可以预期到隐蔽调查的可能。在措施选择上，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政隐蔽调查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直接观察、乔装调查、从其他国家机关处获取、向第三方社会主体调取、通过行政举报获取等。在实施过程上，行政机关实施时应当享有行政职权，排除不相关的考虑，具备相当可能的理由，并手段上注意合比例性。行政隐蔽调查的启动程序以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为主要方式，以决定级别的提高和政府法制部门的介入作为辅助设计。行政隐蔽调查后续程序采取调审分离的方式，并通过审理程序缓解隐蔽措施与程序法治之间的矛盾。在调查结果的使用上，行政隐蔽调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需要经过证据资格的审查，而且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信息涉及到正在进行的调查、措施的细节、个人信息，不予公开。在对是否公开发生争议的时候，法院作为第三方介入审查。信息的公开方式视信息性质而定。被调查人应当享有信息的获取权、告知权、查询权的权利以及个人信息的修改、删除权。行政机关也应当重视信息的日常管理。在司法救济上，当事人通过行政程序、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法院证据调取权获悉信息以准备诉讼。法院在起诉条件上也要放宽。只要可能涉密，法院就应当不公开审理案件，并对是否涉密做出判断。法院将包含在最终具体行政行为之中的行政隐蔽调查和单独的行政隐蔽调查两种情形分别处理。上述讨论构建了行政隐蔽调查的基本框架，缓解了行政隐蔽调查与法治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该制度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