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特色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当作成功的标签时，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到底是市场属性还是计划属性似乎并不值得太多的讨论，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当下官方政治语境的主旋律，对任何一方的执着往往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对改革的反叛甚至倒退。住房也正是这种时代情境下的一种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从分房到买房，从“租公房”到“住私房”，从低租金到高房价，国家的每项举措似乎都是在将大众推向市场，但如果据此而言，当下的住房市场纯粹是“市场”在发挥作用，或者说单纯是买房者和卖房者之间进行博弈的话，这显然是对当下社会转型大背景的漠视，必须认识到当今的社会转型并非是由下而上自发的，而是国家和政府在起着主导作用的改革。目前的很多研究，说明了住房问题的本质其实是“社会不平等”，（Ivan Szelenyi1972）这种不平等也是不合理社会分层的体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住房研究就曾显示，国家主导的“再分配”亦会成为阶层之间不平等的来源。（Ivan Szelenyi1978）本文即是按照这种思路，去尝试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住房分配上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并探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体制与转型时期中各种政治目标，特别是维持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当今的住房问题产生的作用。通过政策梳理我们发现，住房在单位制时期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福利的形式而发放的，通过“低租金、高福利”来将劳动者牢牢控制在了体制的内部，完成了各种政治目标所需要的资金投入；自1998年国家完全把住房市场化之后，表面上这种国家控制住房的局面被打破了，但其实国家并没有把住房完全的放给市场，而是不断的通过控制土地的供给数量、政策审批强度、税收来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但这种干预实际上因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结果造成了住房的不平等。另外通过与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的博弈，来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和消费需求，并且使住房日益与金融、信贷等虚拟经济联系在一起，住房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增加，改革政策开始趋向保守与惯性。转型时期的住房，虽然与计划经济时期同样是国家在发挥作用，但明显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福利的一部分，成了住房阶层化的一个根源。再分配体制、国家与地方的博弈、福利制度这三方面成为了国家进行住房改革的三个主要场域，住房问题中的不平等要素也由制度性的走向结构性的，这也是困扰当下住房迷局的关键。政策文献的梳理之外，本文也对相关统计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从质性和定量两方面对当前的住房问题进行阐释，对住房改革的深化，对认识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