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与政治行动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同时也具有紧张的思想张力。古希腊著名的“苏格拉底之死”事件即是这一张力的最好例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凸现了这一理论张力并期望以哲学统领政治的形式予以克服。近代神学的衰微和科学理性思潮的兴起，使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工具理性取代了对价值目标的关注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从而也为从“公域”和“私域”的角度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提供了可能。哲学属于“私域”，而政治属于“公域”并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在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哲学家身上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个人哲学理想与公共政治生活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其思想中介则是他们各自的政治哲学。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是其个人哲学理想与现实政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在对“海德格尔公案”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重视对其哲学思想的深入解读，同时也必须考察此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这正是海德格尔形成自己的政治哲学判断进而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心理基础。　　早期海德格尔哲学集中于对“存在的意义”进行深入思考，由此得出的悲观结论使他在后期哲学中更为关注“天命”与“救赎”，而介于两者之间的转型期哲学集中于“解蔽”中探讨“真理的本质”。海德格尔公案正是发生在其哲学转型期内，即由对“存在的意义”的关注转向寻求如何走出“存在的遗忘”困境的过程之中。此时正值魏玛共和国后期和第三帝国前夕，动荡的社会局势使他抱持着用哲学拯救社会以摆脱危机的学院政治理想，即期望通过对大学的改革引领整个民族实现其所理解的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使命，这使他“通过大学的途径”短暂介入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他的这一反映在其就职演讲《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学院政治理想的实践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在于他的思想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貌合而神离。他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和主体性形而上学等的深入批判基础之上的，认为现代人生活于普遍“异化”的社会环境之中而渴望重新找寻人类存在之根以重返“本真”的存在状态。他坚信德意志民族的天性将有助于实现这一伟大的变革，以实现“内在的光荣与伟大”，故当纳粹主义在动荡不安的“无望”政治局势中兴起之时，他曾对此心存幻想并期望以此实现他自己的哲学抱负。政治实践上的失败使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并用其哲学语言对其进行了解读和批评。他希望于激进的社会变革中以前苏格拉底的“本原政治”的实现医治现代社会的虚无从而克服主体形而上学的弊端并终结技术的统治。因此，他对于古典政治逻辑和现代政治逻辑之间差异的忽视也是导致他做出错误的政治选择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