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梁启超是一位影响巨大而又备受争议的人物。梁启超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他的“流质易变”，中国学术界对“流质易变”的理解与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的倾向，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相关研究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事实上，“流质易变”并非梁启超独有的现象，它在转型期中国具有一种普遍性，这就具备了理论研究的可能性。令我感兴趣的是，转型期中国文学同样具有突出的“流动性”特征，那么，在梁启超的“流质性”与转型期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本论文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本论文的出发点是梁启超的“流质易变”问题，论文的着眼点则是转型期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对“流质易变”的理解与阐释就构成了本论文写作的基础。“流质易变”首先是一个个性、气质问题，梁启超的思想立场具有一种变动不居的特点，这与他的文学家气质与情绪体验有很直接的关系：“流质易变”又是一个时代问题，转型期中国学人遭遇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困境，而急剧变化的时代又不能保证他们审慎选择的时间与空间，“流质易变”的发生与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时代焦虑有关；但是，归根到底，“流质易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在政治上，梁启超徘徊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文化上，他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就深刻地体现了转型期中国学人在政治、文化上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