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是当代著名的华文小说家,他在台湾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的是主人公对于人生的无奈、孤独与悲哀,他们在生命的苦海里奋力挣扎,却又无济于事。这些痛苦灵魂的背后,实际上是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洞察和人类生存困境的执着关注。作者怀着一颗悲悯的心,始终以一种人道主义的眼光,为我们表现了人类世界中灵与肉的纠缠,人处在文化差异中体会到的无奈感,人类在历史与命运中的无力挣扎以及道德与“规范”相冲突时人类艰难的抉择,这四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可谓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面对着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白先勇不仅仅只是一位旁观者,他更要承担起救赎苦痛灵魂的责任,为他们找寻到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希望、幸福,让人们不再迷茫、彷徨。所以,他首先为我们探寻到的一条路就是毁灭肉欲,而后救赎灵性。在作家的艺术世界中,“灵”是精神、生命的象征,而“肉”则是与死亡、肉欲的印证。作者意在告诉人们灵性的重要,只有保持对光荣过去的深切记忆和高度礼赞,人们才能寻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向,才能对未来充满向往,这是对人类精神滋养和灵魂救赎的最好方法。没有了灵性,人只能如行尸走肉般麻木地生活,人也就失去了为人应有的尊严。除此之外,对于道德与“规范”的冲突,文化差异带来的生存困境,作者开出的“药方”是用“爱”来救赎,以及通过文化的融合来解除差异带来的隔膜,使人们能够尽享文化带来的乐趣。白先勇在小说中的“爱”指的是宽恕、原谅和理解,人与人之间在这种推己及人、怜人而又怜己中产生的心灵的共鸣和精神上的认同感,使得处于生存困境中的“边缘人”从此被主流群体所接纳,最后作者描绘出了一个充满温情、和谐的美好世界,这就是“爱”带来的神奇力量。而这种悲悯的救赎意识,在异质文化的激烈冲突下则表现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西方文化在现代的发展中占有强势地位,它以理性、功利、效率为主要特征很快地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并异军突起,迅速包围着以感性、含蓄、平和为特征的,相对式微的东方文明。生活在弱势文化中的人们,痛苦和尴尬的境遇可想而知,这是一种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所以,白先勇主张要挽救式微的文化,把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保留下来,而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桎梏进行改造,让传统融入现代。这样看来,也就是学习西方文化先进、优良的部分,作为传统文化新时期成长的养料,从而达到东西文化和谐共存的状态。白先勇的这种救赎意识广泛地渗透到他小说中的方方面面,而救赎意识的形成可以说是他人生阅历的理性沉淀。从儿时在病痛中初尝人生孤独的滋味,到少年时“家”国的变迁给他带来的历史与命运的无常感,以及在留学前自己母亲的去世,使他体会到了人类在死亡面前的渺小,乃至后来作为一位同性恋者,对于这类特殊群体被边缘化感到极大的不公。这些经历使他感受到人生在世确实会面临很多困境,人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痛苦的。由于自己从小就深受中西文化的濡染,他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来为人们探寻解除痛苦的救赎之路,那就是构筑他的文学世界。通过小说中人物生存状态由困境走向和谐,启发着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找寻自己的精神出路,从而摆脱命运的桎梏。他在为不满的灵魂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以找到心灵宣泄的出口和安宁的归宿,人们的情感得到了抚慰,痛苦在和谐中一一消融,这也是白先勇创作小说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目的。白先勇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用自己文学的笔触履行着重构人类精神世界的责任,启发着人们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与探寻。在一次次的文学尝试中,他不断地超越自我,努力地寻找摆脱生存困境的最终出路,从而达到人类理想中的和谐世界。这不仅是作者的希望,也是人们共同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