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极端气候的出现,环境与气候的治理问题刻不容缓。而气候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缓解其趋恶走势非一国之力能够治理,因此,世界气候大会与国际谈判的开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提供了平台,使气候治理与环境改善的问题变得可待商榷与高效。正是由于全球气候治理是多国多方参与的合作行为,在集体中的活动必然会分化出相对的领导者与其他参与者等不同角色。在几十年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牵头的领导角色伴随着国际政治的形式在发生变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21世纪初,欧盟作为较早开启气候与环境治理对策的行为体促成世界气候治理公约的首个成果——《京都议定书》的推动者,获得了国际对其长期气候治理领导角色的认可。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世界经济、政治背景的风云变幻,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领导能力开始弱化,其治理理念的号召力减退,领导地位与领导力开始受到了来自强权国与新兴大国等其他参与者的挑战。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欧盟一意孤行,不顾其他参与者的反对而最终被中、美等国反制,其领导力受到冲击并最终以倡议策略失败收场。随后,欧盟吸取教训在随后的几次国际气候谈判中开始寻找新的机遇,使其领导角色转型。最终,在2015年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调整谈判策略来寻求以中、美两国为主的其他参与方的共同立场,最后取得了谈判的胜利,并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贡献了高效的治理智慧,借助与其他两方的领导合力成功的发挥了其气候治理领导力。本研究将以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跨度为背景,研究欧盟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力的发挥、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并在欧盟取得了《京都议定书》谈判成功的基础上以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挫折与随后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的成功为例来论述和验证欧盟能够发挥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真正原因,从而印证了中美欧三方的领导合力对推进全球气候谈判的重大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