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是关于非法证据应如何予以排除的操作性规则，它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保障。对国内外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研究，有利于在比较中找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法律规定上的不足以及将来可能遇到的困难。针对这些不足与困难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找出解决的方法，从而为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供一些建议。我国2012年颁布并于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同年颁布的司法解释以及高检规则对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具体的操作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包括程序的启动、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对非法证据进行裁决以及对非法证据裁决的救济四个方面。从程序的启动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以及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均有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尽管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主体较为宽泛，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是仍未将物证、书证的所有人纳入启动主体，不利于发挥排除程序的真正效力。同时在庭审过程中赋予检察机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与检察机关在庭审中作为控诉方的角色冲突。与国外相关立法相比，我国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时间作了更为宽松的规定，上述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阶段、决定或批准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发现非法证据的，均可以启动排除程序。对于证据的合法性审查，国外立法基本上都规定了独立的审查程序，有独立的审查主体。而我国立法则并未区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与庭审程序的主体，审查证据合法性的主体与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主体是同一的，二者并未隔离，由此必然导致法官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或多或少的受到非法证据的污染，影响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使得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立的保障人权的目的得不到实现。因此，有必要在我国设立一个独立的排除程序，使得非法证据的裁决主体与实体案件的审理主体分离，以有效地排除非法证据，维护司法公正。关于证据排除的救济，我国法律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是否合法作出的调查结论提起的抗诉、上诉进行审查。救济方式较为单一，不利于节约诉讼资源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建立中间性上诉制度，赋予受到证据排除裁决影响的控辩双方针对裁决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发挥即时纠错的功能，以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保障被告人的宪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