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控制全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课题。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由于理性经济人去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导致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去刺激他们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由于国际社会在治理气候变暖问题中没有一个强权机构，导致难以制定有效的温室气体排放法规，即使达成了减排协议执行起来也大打折扣，造成人们对这种行为后果责任不明。其公共物品属性的特点，使其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同时气候变化还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以及巨大的破坏性等特点，使其不完全同于常规的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物品。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希望其它国家削减，而自己不削减或者少削减。加上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及历史责任的不同，使得它们在削减温室气体这一博弈过程中难以达成有效共识。全球变暖治理策略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是治理全球变暖的成本-利润分析（CBA）和成本效率分析；第二类是基于博弈理论分析国际环境协议(IEA)的形成及其稳定性的理论研究。但这些论文都很少考虑各个国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因素，即使考虑了适应性因素的文章也只是从简单的静态模型去研究，而没有从动态角度去研究这个问题。本文在动态博弈模型下，分析适应性因素对全球变暖治理的影响。通过论文的分析得出，在全球合作的情况下，引入适应性因素后，每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不引入的时候都增加了，污染存量也随之增加。这是因为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并非是治理气候的唯一策略，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提高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引入适应性后，在初期，每个国家治理全球变暖的成本比不引入适应性的时候增加了，这是因为在初期为提高适应能力而投资成本增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提高了适应能力，从而减小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这得益于提高适应能力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小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从而国家从提高适应能力中获得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