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故事”为中心探讨后赵的建国道路,研究在建国过程中“故事”所发挥的作用,以“故事”为视角重新定义当时的人、事关系。后赵政权的建立不同于以往胡族政权模式,而是将传统与时代相结合,不仅对胡族传统有因循、对华夏政权模式有所承用,更是利用“故事”将二者相串联,形成具有后赵特色的政权模式。“故事”的利用在后赵建国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其前期孕育于刘汉政权,在石勒势力不断强大的背景下,刘汉君主刘聪与刘曜面对石勒不得不妥协退让,分别以“陕东伯”加崇石勒、以“曹公辅汉故事”对石勒加以殊礼,以妥协的姿态缓和石勒与汉赵政权间的矛盾,不过最终矛盾难调,刘、石决裂。但“陕东伯”和“曹公辅汉故事”却对后赵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他者角度对石勒进行塑造,石勒被动吸收,这种吸收影响了石勒对于前赵政权和华夏政权相关内容的吸收转化,为后赵建立打下基础。后期石勒脱离刘汉独立发展,寻求独立建国,在继承前期被动吸收刘汉政权和华夏政权的基础上,自我革新,独立自主运用“魏王在邺故事”为后赵建立提供依据。延续“曹公辅汉故事”将以往存在于华夏政权的“故事”应用到胡族政权的建设中,主动对刘汉政权和华夏政权进行选择性地吸收和转化,通过“魏王在邺故事”将“陕东伯”、“曹公辅汉故事”联结在一起,形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具有后赵特色的政权建构模式。既不是模仿刘汉政权模式,也不是复制华夏政权模式,而是有选择性的优化重组,形成后赵特色,从而依据“故事”为胡人在中原建国面临的困境提供合法性证明,形成对于“故事”的认同。最后,对后赵建国过程中“故事”的利用情况进行总体阐释,进而讨论石勒虽然以“故事”吸收刘汉和华夏政权模式,但石勒对于国家规划并未停滞,仍不断根据国家实际发展情况做出新尝试。特别在平定前赵后,石勒对自我形象和国家形象重新进行塑造,但石勒终因未能处理好自我形象与国家形象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后赵难以继续稳定发展,又因继任者问题陷入绝境,最终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