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立国,统治者以血缘为基础,建立了家族政治的新时代。文王、武王、周公、召公乃至成王等人,将家族的血缘组织模式扩展为国家的组织手段,确立了宗法制和分封制,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的具有稳固隶属关系的等级制度。在这种近乎封闭的等级制度下,社会垂直流动现象少之又少。春秋末期开始,社会发生剧烈变动,封闭的等级制度遭到了猛烈冲击,在这种条件下,西周时期个人那种僵死固定的等级地位,可以通过努力得以改变,社会垂直流动现象增多。但春秋战国时代的流动的途径比较少且缺乏制度化,个人的垂直流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秦朝速亡,西汉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统治时间较长,并对后来的封建统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朝代。因此对于西汉各阶层社会垂直流动的考察有助于理解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垂直流动。西汉时期,出现了较多的垂直流动途径和现象。如汉初平民与皇室联姻,成为外戚贵族;一些王室贵族在政治事变中失败而招致失权灭族;布衣因军功而为将相;官僚因考课不合格、退休或违法后向下流动;豪强大族因国家政策的打击势力逐渐削弱;大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沉浮不定;士人通过选官制向官僚阶层流动;自耕农通过读书流向士人阶层,或在地主阶级剥削与自然灾害的作用下向雇农、流民或奴婢流动;奴婢在国家不定期颁布释放诏令后,获释向上流动为平民。西汉社会的垂直流动现象不仅较之西周大为增加,与东汉相比,数量也明显要多。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汉时期旧法已破,新法未立,儒学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其次,西汉王朝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国家对小农采取了宽容保护的政策;再次,汉初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固有的尊卑贵贱观念不是太强;最后,对社会垂直流动有阻碍作用的世家大族还未形成。东汉以后,虽然在法律上社会流动并没有受到限制,但随着豪族势力的发展和等级观念的强化,社会的开放性与流动性远不如西汉时期。西汉时期社会垂直流动的普遍存在,不仅促进了西汉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也给后世带来了深远影响。如察举制度开创了制度化上升渠道的先河,成为科举制度的源头;汉武帝对大工商业阶层的打击使得这个阶层纷纷向官僚或地主转化,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立工商业者阶层的缺失。虽然西汉时期社会具有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实际上社会垂直流动的水平并不高,不仅垂直流动人口的数量有限,而且流动的阶层跨度也不大,类似于帕累托的“精英流动”模型。但占人口少数的精英的这种循环流动,对维持西汉社会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