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发案率居高不下,司法机关虽然可以依据刑法第176条之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规定并未能承担起定纷止争的职责,吴英案,孙大午案就是示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商事法律刑事责任的具体体现,应遵循商事法与刑法对本罪的双重解读。本文拟从犯罪概念的视角转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法规范、法益以及本体与司法认定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视角的转换”分为三节。第一节“犯罪概念的重新审视”主要通过对社会危害性的否定,认为犯罪概念只应具备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这两个特征。第二节“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内涵”主要介绍了刑事违法性表现为罪刑法定的形式层面,应受刑罚惩罚性表现为罪刑法定的实质层面,并且指出实质层面的应受刑罚惩罚性涉及规范与法益两个维度。第三节“规范与法益的关系”主要介绍了规范违反性、法益侵害性以及综合规范违反性与法益侵害性的二元论,本文坚持的是违反了规范的法益侵害说,即犯罪是违反了规范并最终侵害法益的行为。第二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法规范之认定”分为二节。第一节“刑法规范的缘由”主张刑法规范应限于法规范,具体应限于宪法规范。第二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后的刑法规范”坚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违反的刑法规范为宪法第13条所体现出的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这一宪法性规范,与此同时,适用该规范的时必须相对的看待保护力度,即合法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在处理自身财产的保值增值过程也必须承担自己选择财产保值增值方式、人选等方面的可预期的风险。第三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法法益之探求”分为二节。第一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的论争”主要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益进行了梳理。第二节“揭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的‘面纱’”通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法沿革的介绍指出本罪自设立之初就是为了维护金融监管秩序,充满金融行政色彩,但是本罪作为商业银行法为代表的商事法刑事责任在刑法中的体现,应该遵循商事法的解读,即本罪所保护的法益是金融交易秩序。第四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体展开与司法认定”分为二节。第一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体展开”主要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四个关键词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解释。第二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主要介绍了银行、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也是适格主体；“扰乱金融秩序”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状中是对危害程度方面的限制且必须综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范围以及给存款人造成的损失等方面来判定“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委托理财以及私募行为等的界限；最后,根据犯罪形态理论论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停止形态、共同犯罪形态以及罪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