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在传统哲学中“理性”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作为叙述的对象，一是作为叙述的逻辑。前者探讨的是理性的内容、存在形式等，具有先验的特征；后者则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描述对象，体现为逻辑与方法。作为“理性”，两者有不同也有相通、相同的地方。　　 在传统的历史哲学中，尤其是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理性的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绝对理性既是叙述的对象，以按照理性的逻辑演绎出万事万物，又造就了黑格尔整个哲学的逻辑体系。在其中，历史成为绝对理性的注脚。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意识到这种理性的局限性。通过经济学的研究，他发现并揭示出“现实的逻辑”，即历史的“物”在“生产”之中所形成的关系和活动规则。借由这种逻辑，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内容都可以获得“物”的解释，这是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理性部分，也是其主体部分。在这一论述中，作为叙述方法的“理性”被马克思继承了。　　 马克思对现实的关注，其根本在于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人在资本主义高度经济化、从而高度理性化的现实中，被极度抽象化和非现实化了。他深入地研究这种现实化了的“经济的理性”，最终找到了这种理性自我否定的逻辑所在，从而也就找到了人的解放，这是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意旨。共产主义表现为人的维度相对于历史的“物”的维度的胜利，从而表现为历史的断裂和开放性。　　 总之，马克思反对在传统哲学中作为叙述对象的理性，但继承了作为叙述逻辑的理性。他由此建构出了一种新的“历史的理性”，这个理性又借人的维度获得了根本的活力和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