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轻消费重投资的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阶段普遍采取的战略，这种战略在一定时间段内确实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投资过热、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使得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最终会对经济增长质量及未来发展潜力造成不利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高投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受到了各方关注，学界主流思想认为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已成为现阶段经济运行中的典型问题。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已提出，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仍然强调：“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是激发地方政府竞争活力、推动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1994年分税制实施财政分权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率相对偏低现状愈发凸显，那么，财政分权是否是加剧我国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影响因素呢？笔者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现阶段鲜有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分析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我国投资消费比例失衡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对相关参考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进而通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了我国目前财政分权改革历程、分权水平以及投资消费现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财政分权这一制度性因素对投资、消费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和路径。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建立财政分权因素影响投资消费比例的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论证了我国高投资、低消费形成的财政分权因素的影响程度。基于理论及实证研究，得出本文结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投资消费比例的上升，加剧了投资消费比例失衡。最后，本文具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改善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行文结构而言，全文主要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对全文行文结构及内容进行了简单说明，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存在的可能创新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具体而言，基于财政分权改革不断深化以及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率相对偏低的事实，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本文存在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点：一是研究角度创新，现有文献鲜有涉及财政分权这一制度性因素对投资消费比例失衡造成影响的研究。二是在分析理论传导机制的创新。三是实证分析部分对变量指标的选取创新。在研究财政分权对我国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影响时，选取投资消费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比例越大代表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程度更严重。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通过翻阅大量书籍、阅读大量文献，对本文研究涉及的财政分权理论及投资、消费相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并撰写了文献述评。财政分权理论综述分为两部分，即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综述、财政分权在我国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投资消费理论综述也着重分两部分，即投资率偏高相关研究、消费率偏低相关研究综述，最后对已有文献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
第三部分：现状分析。基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统计数据，对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历程、分权水平以及投资消费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现状分析以及其中的国际经验比较中发现，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已然是客观事实。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支出的比重相对较高，而财政收入占比较低，我国财政分权存在“事权层层下放，财权层层上移”的特征，与已有研究一致。最后，进一步对财政分权水平与投资消费比例失衡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
第四部分：理论传导机制分析，定性分析财政分权框架下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内在逻辑。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形成以GDP增长为量化指标考核的政治激励及财政收入不足致使的经济激励。其中政治激励在于扭曲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对投资性财政支出具有明显偏向，同时将财政资源集中配置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降低了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意愿，这样的资源配置行为导致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多，消费领域投资少，加之政府通过政策优惠等方式，引导激励私人部门投资，加剧了投资过热，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全国平均消费率偏低。经济激励的存在致使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形成，一方面土地出让金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扩大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方面土地财政引发的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攀升，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财政分权框架下，政治激励以及经济激励的双重作用加剧了我国投资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投资消费比例失衡问题。
第五部分：实证分析。通过选取30个省市的2001-2015年之间450个样本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利用Stata12.0计量工具进行面板多元线性回归，并通过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到稳健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水平对我国投资消费比具有显著正效应，即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投资消费比的上升。另外，省投资性财政支出占比、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市场竞争对投资消费比也呈现显著的正效应，而宏观税率对投资消费比呈现负效应，对投资消费比的上升有抑制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计量分析，为缓解我国目前投资消费比例失衡问题提供了实证说明。
第六部分：政策建议。基于理论及实证研究，本文得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投资消费比例的上升，加剧了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结论，并提出了在财政分权框架下有效缓解我国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三点政策建议：首先，完善财政分权制度，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及事权划分，控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其次，完善地方政治激励，健全官员晋升机制；最后，调整政府收支结构，强调民生财政。
本文主要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对相关参考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进而通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了我国目前财政分权改革历程、分权水平以及投资消费现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财政分权这一制度性因素对投资、消费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和路径。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建立财政分权因素影响投资消费比例的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论证了我国高投资、低消费形成的财政分权因素的影响程度。基于理论及实证研究，得出本文结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投资消费比例的上升，加剧了投资消费比例失衡。最后，本文具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改善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行文结构而言，全文主要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对全文行文结构及内容进行了简单说明，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存在的可能创新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具体而言，基于财政分权改革不断深化以及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率相对偏低的事实，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本文存在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点：一是研究角度创新，现有文献鲜有涉及财政分权这一制度性因素对投资消费比例失衡造成影响的研究。二是在分析理论传导机制的创新。三是实证分析部分对变量指标的选取创新。在研究财政分权对我国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影响时，选取投资消费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比例越大代表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程度更严重。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通过翻阅大量书籍、阅读大量文献，对本文研究涉及的财政分权理论及投资、消费相关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并撰写了文献述评。财政分权理论综述分为两部分，即西方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综述、财政分权在我国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投资消费理论综述也着重分两部分，即投资率偏高相关研究、消费率偏低相关研究综述，最后对已有文献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
第三部分：现状分析。基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统计数据，对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历程、分权水平以及投资消费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在现状分析以及其中的国际经验比较中发现，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已然是客观事实。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支出的比重相对较高，而财政收入占比较低，我国财政分权存在“事权层层下放，财权层层上移”的特征，与已有研究一致。最后，进一步对财政分权水平与投资消费比例失衡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
第四部分：理论传导机制分析，定性分析财政分权框架下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内在逻辑。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形成以GDP增长为量化指标考核的政治激励及财政收入不足致使的经济激励。其中政治激励在于扭曲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对投资性财政支出具有明显偏向，同时将财政资源集中配置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降低了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意愿，这样的资源配置行为导致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多，消费领域投资少，加之政府通过政策优惠等方式，引导激励私人部门投资，加剧了投资过热，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全国平均消费率偏低。经济激励的存在致使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形成，一方面土地出让金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扩大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方面土地财政引发的房地产市场过热、房价攀升，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财政分权框架下，政治激励以及经济激励的双重作用加剧了我国投资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投资消费比例失衡问题。
第五部分：实证分析。通过选取30个省市的2001-2015年之间450个样本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利用Stata12.0计量工具进行面板多元线性回归，并通过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到稳健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水平对我国投资消费比具有显著正效应，即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投资消费比的上升。另外，省投资性财政支出占比、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市场竞争对投资消费比也呈现显著的正效应，而宏观税率对投资消费比呈现负效应，对投资消费比的上升有抑制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计量分析，为缓解我国目前投资消费比例失衡问题提供了实证说明。
第六部分：政策建议。基于理论及实证研究，本文得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投资消费比例的上升，加剧了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结论，并提出了在财政分权框架下有效缓解我国投资消费比例失衡的三点政策建议：首先，完善财政分权制度，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及事权划分，控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其次，完善地方政治激励，健全官员晋升机制；最后，调整政府收支结构，强调民生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