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着生物多样性，加强濒危物种的保护已成为维持生态环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口急剧增长，人类足迹已遍及世界每一角落，为追求经济发展，掠夺式地开发资源，人类活动正在迅速改变着地球的景观，并加剧物种灭绝和生态失衡，这一事实已引起科学家和保护工作者的关注。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区系起源古老，生态系统多样，特有种属多。但目前我们正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给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普氏原羚(Procapraprzewalskii)是我国特有种，曾广泛分布于我国的西北部，20世纪中叶以来，其种群数量不断下降，分布区不断萎缩，至90年代初已不足300只，仅分布于青海湖周边几个彼此隔离的斑块中。青海湖流域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对人类活动及全球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流域以牧业生产为主，半个世纪以来，人口与家畜数量急剧增长，与野生动物的冲突日益突出，并对流域生态系统平衡构成极大的挑战。尽管普氏原羚的种群数量很小，但仍然与同域分布的其他食草及食肉动物共同构成青海湖流域的人兽冲突。为有效保护濒危物种普氏原羚及其关键栖息地，我们从其种群现状、栖息地连接度和警戒行为等方面开展研究；同时，作为青海湖流域人兽冲突研究的一部分，我们调查并探讨了流域内人与大型食肉动物的冲突现状及影响因素，以了解当地社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机制及存在的问题，为维持流域内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献计献策。主要结果如下：　　1.我们于2009年夏季开展了普氏原羚种群调查。在文献调研和访问当地牧民的基础上，在青海湖流域及周边地区确定16个调查区，使用距离取样法(DistanceSampling)和直接计数法.(TotalCount)两种方法调查普氏原羚种群大小；使用最小凸多边形法(MinimumConvexPolygon，MCP)和95％核域法(95％FixedKemelMethods)计算各栖息地斑块的面积；并在文献调研、访谈及实地测量的基础上，评估限制普氏原羚种群增长的影响因素。在16个调查点中，发现13个有普氏原羚分布，面积总计约250km2；两种调查方法得出的种群大小相似，分别为1635只和1544只，新发现的栖息斑块有3个，分别为快尔玛、哇玉和然去乎，其种群大小占总种群的20％左右，而三角城、切吉和唐格木3个种群已绝迹；快尔玛可能是生格种群沿布哈河河谷的扩张而形成，哇玉和然去乎种群可能是由已经绝迹的切吉或唐格木种群的迁移个体建立。虽然普氏原羚种群整体上有所恢复，但部分斑块种群依然下降，甚至灭绝，其种群恢复仍然受到多种致危因素的制约，如生境退化、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草原围栏、人兽冲突及捕食压力等。　　2.我们在文献调研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GIS)和图论(GraphicFheory)的原理和技术手段，构建普氏原羚生境适宜性(Habitatsuitability)及斑块间功能连接廊道模型(Functionallandscapeconnectivity)。结果显示，适宜普氏原羚生存的栖息地有限，主要分布于青海湖的北面和西北面，在这片区域中，我们找到了4片潜在栖息地；我们在相邻斑块(含2个潜在斑块P1和P2)间，共构建15对最低代价迁移廊道和路径，最低代价路径从0.2km到26.8km不等，平均为12.4km，这些路径都比相应的直线距离长，斑块间连通性较好的依次为为甘子河-哈尔盖、塔列宣果-P1、哈尔盖-P1、生格-快尔玛、克土-沙岛和湖东-克土；模型的结果得到了近期景观遗传学及野外考察的初步验证。　　3.我们采用焦点取样法(Focalsampling)分别于2008～2009年度冬季和2009年夏季观察了普氏原羚的警戒行为，研究了其警戒行为模式，并探讨繁殖状态、社会地位、性别和群体大小等因素对其警戒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些因素综合影响普氏原羚警戒行为时间比例、警戒频次和警戒平均持续时间；群体大小的效应(即随着群体增大，个体警戒水平降低)只在雌性中发现，而雄性没有此效应；与雌性相比，雄性个体警戒的频次更高，并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警戒；与非繁殖期相比，繁殖期个体的警戒水平更高，这是以牺牲卧息为代价的；在繁殖期，领主雄性的繁殖行为占用大量时间，其用于警戒的时间要少于非领主雄性。　　4.我们于2011年4～5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过去一年内(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青海湖流域人与大型食肉动物的冲突情况，并探讨了人兽冲突的影响因素。我们共完成286份有效问卷，分析结果显示，9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家庭曾遭遇过家畜被大型食肉动物捕食的事件，总计经济损失达389227美元，占家畜存栏量总经济价值的3.7％；在造成的经济损失中，成年绵(山)羊比例最大(54.9％)，其次为羊羔(21.0％)、成年牦(黄)牛(19.1％)、牛犊(4.9％)和马(0.1％)；在所涉及的捕食者中，狼造成的损失最大(76.0％)，牧民对其态度也最为负面，其次为棕熊、狐狸和大型猛禽；牧民对人兽冲突的态度与其家畜存栏量、受教育水平及宗教信仰正相关，而与冲突造成的损失成负相关。　　综合以上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随着保护和宣传力度的加大，普氏原羚种群有所恢复，但其种群依然很小，分散在数个彼此隔离的斑块内，并受到多种致危因素的制约，如生境丧失和破碎化及人兽冲突等，并可能发生了局部种群的灭绝和种群迁移；繁殖期对普氏原羚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多种因子会影响其警戒和繁殖行为，进而可能会影响其适合度；此外，在青海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人兽冲突较为突出。因此，在制定该地区濒危物种保护策略时，一方面要深入物种的生态学和生物学研究，开展长期系统的种群动态和关键栖息地监测，了解其濒危机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当地社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妥善解决人兽冲突问题，充分认识到当地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