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置是经博士制度发展的关键,亦是汉代儒学兴盛的标志之一。汉武帝去《乐》经仅以“五经”设博士,除却客观不能的原因,或与当时盛行的“五行”思想存在些许联系。而设“五经”博士后又为博士设弟子员,经学师承开枝散叶、家法渐兴,改变了官学“五经”师法之限制,古文经学的出现打破了今文经学的传统,经博士科目的设置亦发生相应的变化。经博士的征选方式和待遇的变化,表明汉代经博士的地位不断上升,但到了东汉时期政治地位开始下降。这可以根据经博士职能的变化得知一二。经博士的任职与官方特定的某部儒家经典密不可分,但博士博古通今的职业性质要求其能兼学其他师学或家法,这就有了博士“所学”与“所治”的区分,此种区别影响着经博士的仕途发展。在经博士众多的职能当中,其议刑的职能颇为重要。经博士以己学参与讨论律典的修订和重大案件的判决。“引经决狱”是汉代重要的决狱方式之一,通过分析董仲舒及西汉其他的决狱案件,讨论“引经决狱”主客观主义的性质,进而挖掘律令与经义、经义与君权之间的博弈,探索律令向经义妥协、经义向君权妥协的轨迹,以此为线索来评价经博士制度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