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国际贸易、资本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不断增强，国际贸易波动与资本跨国流动对一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也随之加大。在此背景下，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再也不能仅仅限于一国的封闭经济条件，而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更深入地理论探讨。就我国而言，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从外部特征、影响因素到形成机制等方面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结合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对于认清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进而制定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中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任务是全面研究开放条件下全球经济波动通过何种机制传导来影响中国经济，及其具体影响如何。为了达到本文分析目的，采用西方经济学界普遍使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技术、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技术等多种计量手段来进行分析。　　本文分析发现，中国与日本、美国、欧元区、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8大经济体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协同性。这种协同性，或者说经济周期波动的跨国传导主要是通过贸易管道、金融管道两种途径来实现。本文从宏观层面和中观产业结构层面对这种跨国传导进行了探讨。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扩大中国贸易顺差，而中国经济增长将对有利于缓解对外贸易收支失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出口的抑制效应大于进口，但其综合效应不具有可加性，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并不会减少中国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导致我国贸易收支立即恶化，而是使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即具有"J曲线效应"。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具有抑制效应而进口并不会因此受到负面冲击。除自身因素外，中国贸易出口的稳定，长期内主要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影响，而短期内则主要受贸易伙伴经济变动的影响。进出口贸易波动冲击会带来宏观经济波动的加剧，但不同的是，宏观经济波动对于出口贸易波动的反应更为剧烈。　　为了探讨全球经济波动如何通过金融管道对中国经济进行传导，本文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分析发现，人民币币值与美元币值的变动方向相反。当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时，中国人民银行也会相应提高人民币利率。美国经济波动不仅会通过其自身波动直接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影响，也会通过金融管道如联邦基金利率、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美国证券市场，及石油市场价格的波动来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中，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小。伴随美国经济增长，美国全部股票价格指数也与中国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全球石油价格变动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　　为了克服前文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局限，本文还从产业结构层面研究全球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发现，三次产业波动与我国出口贸易的波动态势基本吻合，只是拐点日期并不一致（出口贸易与第二产业的拐点时间相同，且早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拐点时间）。长期而言，我国出口贸易增长，将会导致第一产业所占GDP份额下降，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占GDP份额则会上升。需要注意的是，出口贸易增长导致第三产业所占GDP份额上升速度快于第二产业。在短期内，出口贸易增长冲击将使第一产业GDP贡献度上升，并且该冲击效应持续较长时间方消失;出口贸易增长冲击会使得第二产业GDP贡献度上升，但该冲击效应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出口贸易增长冲击能提高第三产业GDP贡献度，但这种正向效应具有滞后性。　　总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会通过贸易、金融管道传导途径对其他国家宏观经济层面、以及产业结构层面产生影响。在此背景下，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全球贸易、金融领域的往来也日趋频繁，对于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贸易管道、金融管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应予以足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