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是河南新时期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在断裂、差异、边缘化的外观下对于现代理性与启蒙精神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坚定执着与深切的渴盼是河南文学尤其是河南新时期小说现代性质素的最为明显的体现。而乡村政治文化对于创作主体和他们的创作过程虽然潜隐但却无所不在的宰制与规约,则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一个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梦魇,更是河南小说家和河南新时期小说谋求质的突破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本论文从区域文化角度入手,以新时期河南小说为主要考察对象,对“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中被人们长期有意忽略或者无心错过的现象进行一种基于文本分析的文学主题学研究。 在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上,河南小说家虽然不乏优秀的作家作品,但总的来说声音是比较微弱的,孤寂的。这种微弱与孤寂,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不是作家作品自身的原因,而是我们研究者出于种种原因的漠视而造成的。这就如我们对待张爱玲、沈从文、萧红等作家的历史态度一样,其孤寂与走红,也更多的来自他们和他们作品之外的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一个文学现象或者一群历史人物的沉没与复出,某种意义上,是由其时代、社会、人文等“接受背景”所制约甚至决定的。 有鉴于此,我决定以新时期河南小说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之所以又选择“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作为标题,是因为我认为这一点是新时期河南大多数小说家创作中体现出的一个大体一致的取向。 就我的阅读视野所及,有关新时期河南小说目前已经有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如刘增杰先生等的《精神中原——二十世纪河南文学》,孙荪先生的《李准新论》、《风中之树》、《文学豫军论》等论著,陈继会先生主编的《文学的星群——南阳作家群论》,白万献、张书恒编著的《南阳当代作家评论》等著作以及散落II在文学期刊、学术期刊和报纸中的研究与评论文章,都是很好的研究借鉴。不仅如此,而且还有一批青年学者以河南新时期小说作为自己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这些研究专著、论文和学位论文从许多不同维度研究和探讨河南新时期小说的优长与不足,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尤其在对于河南新时期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乡土气质和民间立场等方面的研究当中,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留下了一些可待深入开掘的地方。具体一点说,这些研究大多数主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河南新时期作家作品研究的外在的或者说表面的层次上,而对于某些从更深层次制约河南新时期小说发展的因素尚少梳理、分析与评判。比如在现代性的时代大背景下河南新时期小说家的困惑与寻求突破的努力等。我的研究就从“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这一以前的研究者给予注意较少的地方切入。这也是整个论文的创新之点。因为就河南新时期小说创作实际来看,乡村政治文化的内在制约甚至主宰的确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而目前的研究对此则较少论说,或论说的很不充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篇论文为河南新时期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上全新的视角或者说思路。论文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着重论述“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的某一个侧面。导论“现代性、乡村政治文化与河南新时期小说”对于现代性的缘起以及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比较细致的梳理,指出“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是河南新时期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第一章“精神困惑与乡村政治文化的发现”从精神分析入手,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与创作主体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所谓乡村政治文化,是指一种富有传统中国乡村精神文化特色的建构与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崇尚权力与权威,强势权力、民间权威与分化的、服从的、孤独的个人相互依存构成权力运行的基本结构;(二)抹杀个人的主体性,以某种虚幻的集体利益替代个人独立思考,造成人们精神上的苟且偷安,封闭自守;(三)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观念上保持一种原始神话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模糊个别与整III体的界线,把个别等同于整体。对于中国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影响因素来说,乡村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显得极其重要,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第二章“乡村政治文化宰制下的生活神话”以《败节草》、《画匠王——一九八八》等作品为例,分析河南新时期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既欢迎又在内心深处有着某种抵拒的精神心理。第三章“放牧生灵:中原乡村的权力寓言”以《羊的门》为例,分析乡村政治文化中的权力、欲望等对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无形的宰制和规约,揭示出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人们内心的隐忧和所付出的无可回避的精神代价。第四章“回望乡村:外省作家的身份认同寻求”以现代性与乡村政治文化传统的矛盾冲突为线索,对张宇、阎连科、田中禾、李佩甫、刘庆邦等的一些作品进行解析,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制约下的身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