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升级”,是中国经济实现三十余年“增长奇迹”后,追求“可持续”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在“道阻且长”的探索过程中,先行者的任何突破都可能让这段路途大为缩短。与全国相比,江苏经济率先发展的实践经验(其特点是领先全国的发展速度、市域间基本一致的发展步伐和大体相似的空间梯度)无疑值得借鉴。而“产业集群”这一已被实践验证的有效产业组织形式,由于更适应中国相对薄弱的企业基础和更符合世界协作创新的发展潮流,注定要在中国“创新升级”的道路上再露峥嵘。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特别是苏州等地的率先发展实践为对象,以产业集群为切入,围绕中国经济的“创新升级”,重点讨论三个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第一,已被视为“东方硅谷”的苏州工业园具有怎样的产业集群型发展特点,其创新能力能否复制与推广；第二,如何以“产业集群”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对“产城融合”的江苏实践进行模型解释,其内在机理和运行要点是什么;第三,江苏为平衡省域发展所推进的产业集群升级型转移是否成功,哪些做法具有普遍性意义。遵循“由点及面”的逻辑思路,本文的写作先园区、再城镇、后省域,以期用这样层层展开的手法,达到“由江苏产业集群的创新升级看中国经济的超越发展”之目的。此外,本文的分析每一章都力图体现“概念提出—理论抽象—模型推导—数据检验—案例详述”的技术路线,以尽量保证不同区域层面的相关问题的讨论具有普适性。本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是：第一,苏州工业园区目前已发展为一个有特色的区域创新集群,其创新体系是一个(非平面的)网状结构,自下而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企业创新层、产业创新层和社会创新层。其中,企业创新主要是以单个企业为主体的微观产品创新；社会创新主要是融合了创新文化、创新制度与创新设施的宏观生活方式,在这种创新创业型生活方式的架构下,区域创新集群得以效率最大化；而产业创新喻示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依赖于产业共性技术的突破,是沟通企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桥梁。协同性和共享性是三层次创新体系的重要特点。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C2R模型、BC：模型和SE-DEA模型所进行的创新效率测算结果表明：区域创新集群可对创新效率进行自适应式调整和优化,实现对外界冲击的自我修复。同时,经验理论和数据指标也可以论证区域创新集群具有可复制性,这是苏州工业园区经验推广的可行性基础。总结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在一定区域内复制创新集群的过程中,大致有五个注意点：其一,区域智力资本的积累必不可少;其二,产业共性技术是源动力；其三,生活设施和消费型服务业至关重要：其四,社会创新是催化剂；其五,在一定阶段要适度弱化政府作用。第二,“产城融合”的外在表现是居住区、工业区与商贸区融为一体的城(镇)、园区建设；内在机理则为劳动力(“人”)、工业、服务业及住宅这四大关键要素在以“人”为核心关联基础上的有效互动和融合上升：当一个区域实现“产城融合”式发展时,工业和服务业能够在“人”这一连接要素的作用下相互促进和共同繁荣,城市功能也将随服务供给的增加而日趋完备。此后,随着城市功能和产业繁荣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的聚集会带来对住宅刚性需求量的逐步增加和住宅价格的逐渐上涨。在住宅价格对工业和服务业产生不同程度挤出效应的循环作用下,“工业”向周边转移,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服务业兼具“产”和“城”的特质,“产城融合”效应能继续在工业转出地的服务业内部实现螺旋上升式展现,因此“产城融合”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来自江苏65个县(区)的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江苏的工业发展程度超过了城市功能完善度,此时强化城市功能(服务业)建设对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要大于直接发展工业本身。盐城环保产业园的案例除了为“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提供了操作层的示例外,还带来了后发地区摆脱低端锁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其启示在于：产城融合不一定要遵循传统思维中从一产到二产再到三产的发展路径,可以直接先行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再由服务业反推制造业。第三,在江苏目前为平衡区域发展而主要由政府推动的产业集群“北上”转移过程中(这一过程在原集群地形成了“腾笼换鸟”的空间,也使一些原集群地能实现产业升级),存在着因为要素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产生的效率损失：其一企业(产业)的转移和发展速度滞后于要素资源的迁移和积累速度,因此相比企业所需,经济先发地区苏南的资源配置不足,而经济后发地区苏北的资源存在剩余；其二,在经济后发地区苏北的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的产业层次偏低,与要素资源存在结构性错位。而上述问题在中国产业集群由东向西的转移过程中同样存在。分析其根源可知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苏南创新主导产业并没有完全形成对传统产业的有效替代,因此缺乏对传统企业(产业)的“推力”；第二,苏北地区基础设施、服务环境和科研人才储备均不如苏南,增加了转入企业的交易成本,苏北地区对传统企业(产业)的“拉力”不足；第三,由于产业集群之间亦存在知识联系,苏南地区良好的集群基础形成了对产业集群的“区域粘性”。而始于2006年的“园区共建”措施,通过增强特定地区的硬件设施水平、构建特定地区与先发地区的知识传递渠道等措施,改变了先发地区要素资源流出的临界点和企业、要素资源的流向,加快了产业集群从苏南向苏北的转移。在具体操作方面,来自苏(州)宿(迁)工业园的启发是：成功的园区共建至少需要较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和政府、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等不同行为主体(行为人)之间的畅通的知识交流。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整理了所在研究团队自2001年至2014年间先后调研的千余家企业及实地考察的80多个产业集群的历史资料,对一些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构建或是跨领域引入了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和实证模型,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DEA)和计量经济学的GMM及空间计量方法,这些都是本文试图作出的创新之处。由于本文的研究主要试图回答中国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创新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因而无论从“改变发展路径,还子孙青山绿水”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还是从“提升产业国际地位,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角度,都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