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手段。然而,建立自然保护区同时也制约了当地农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严重影响和限制。我国自然保护区多处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在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通常居住着大量居民,由于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落后,当地农民生活水平低,对森林资源的依赖程度高。如果自然保护区农民的收入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自然保护区就难以得到长期有效保护。因此,探讨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及实践价值。当前,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自然保护区及当地农民的发展问题,防止生态环境的退化和摆脱“富饶的贫困”,在观念上缺乏认知,行动上缺乏协调,理论上缺乏系统探讨。本研究立足于自然保护区这一特殊背景,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收入增长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分析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问题;利用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知识,从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角度入手,分析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及问题,探讨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进而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对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相关主体行为进行分析,找出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解决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第1-3章)。第1章:导论。对研究背景、意义、思路、内容、方法、技术路线以及创新点进行简要阐述。第2章:文献综述。对现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简要评述。第3章: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对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简要介绍与本研究相关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是实证研究(第4-7章)。第4章: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分析。详细介绍了研究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以及本研究的调研情况,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及问题。第5章: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制约。从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入手,详细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对农民增收的制约影响。第6章: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对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找出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第7章:相关主体行为对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影响的博弈分析。分析自然保护区农民和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客观评价各方利益走向,为政府制定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决策提供参考。第三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第8-9章)。第8章: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路径选择。结合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提出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合理路径,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第9章:在前述各章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自然保护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呈上升趋势,但增收难度大。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但其重要性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缓慢上升,是农民收入的稳定来源;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小,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同时,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面临着人力资本缺乏、经济资本不足、制度约束明显、与非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2)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性质是造成农民增收缓慢的重要原因。自然保护区保护政策的严格实施制约了农民的收入增长,主要体现在:农民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山林经营收益权、生产发展权、劳动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运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对农户的总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自然保护区工程的实施造成农户的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减少,而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相应上升。总体来看,对农业收入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正向影响。鉴于此,必须通过增加转移性收入来抵减由于保护性质所造成的农民生产性收入减少的问题。(3)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各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运用统计描述分析方法研究表明,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大,是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农户自身因素、规模经营因素和科技因素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除了受自然保护区(保护政策)这一关键因素影响外,还与其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时间、林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动力平均学历、非健康人数、子女上学人数、农用机械动力、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和是否获得贷款等因素。其中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时间、林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动力平均学历、农用机械动力、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和是否获得贷款等因素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非健康和子女上学人数因素对农民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有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离城镇中心距离和离最近省级公路因素对农户收入有负向影响,但这些因素在统计上并不显著。(4)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博弈关系。在订单博弈中,企业和农户之间的诚信概率主要与二者的相对有利性有关。当企业违约成本越大时,农户的违约概率不会提高;当农户违约被发现的概率越大时,企业反而不会违约;在极端情况下,农户违约所受到的惩罚等于农户违约收益时,企业不会违约;这就强调了企业违约其实同农户违约是存在相关性的,企业和农户诚信是互利双赢的基础。因此,在企业和农户合作的过程中,政府可以适当充当第三方监管的责任,促进双方诚信经营,为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保障。在生态保护博弈中,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首先表现在政治资源拥有上的不平等,农民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形成一种强权博弈。强权博弈促成违反普遍公正标准的交易,最终形成非均衡交换。因此,为保证生态保护政策的可持续性,政府需要保障受损农户的正当权益。通过构建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动态跨期模型表明,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利益相关者博弈达到新的均衡,而这种动态均衡可以实现各利益相关者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5)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必须立足于保护区优势资源,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促进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的基本思路应是在遵循政策导向性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兼顾合理保护与利用原则基础上,立足于自然保护区优势资源特色,以生态补偿为政策支撑、以提升人力资本为内在动力,以生态旅游为发展方向,依托政府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最终实现自然保护区农民稳定增收。本文的创新之处:(1)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加强生态保护的有效措施,但同时对当地农民的收入增长形成制约。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能否稳定增长,关系到区内生态保护的持续性。本研究选择自然保护区这一正外部性地域作为研究范围,研究生态保护背景下的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视角具有新意。(2)本研究以广西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农民收入现状、变化及存在问题,探讨了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及其对农民增收的制约,并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保护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从而为保护区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提供依据。这些研究在现有文献中并不多见。(3)本研究在对自然保护区农民增收相关主体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下保护区农民增收动态跨期模型,为自然保护区各利益相关者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一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