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的处于快速发展，欧洲人来到了中国，西方的文化也随之东来，而一些西方著作开始被翻译成中文。鸦片战争前后是西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时期。近代中国的西学东传活动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夕。主要翻译者是传教士，比如马礼逊、米怜、裨治文、郭实腊，他们介绍内容的主体是宗教教义，同时也将西方的历史、地理知识带到中国，其介绍方式为创办学校（如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翻译西书（如《圣经》）、编纂杂志、撰写书籍等等。这一阶段的西学东传为近代西学东传活动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人才。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传，主要是指鸦片战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这一时期的西学东传主导者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同时传教士的西学东传规模不断扩大。林则徐组织的西学东传有效地了解了世界的当时局势，魏源及其《海国图志》代表着当时西学东传成果应用的最高峰，书中提出的学习西方，仿制枪炮、重视工商、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都是当时西学东传成果的具体应用。传教士成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印书馆，他们对印刷技术的革新推动了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自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西学东传便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西学东传传播基地的变化，从马六甲、澳门等地转变为五个通商口岸。这是时代带来的变化，也是鸦片战争后20年特有的局面。二是中国人主动译书的出现与西学东传目的的改变，鸦片战争之后，开明官僚开始从事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学习西方活动，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进行西方政治、历史、社会知识的翻译和介绍。三是西学翻译活动本身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性体现在翻译内容的宽泛、印刷技术的进步、译书组织的出现以及翻译方式的转变，具体来说，就是翻译的内容中，宗教著作的数目减少，翻译方式由西人为主开始转变为中西合译。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传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第一，西学东传成功的将西方宗教引入中国，拓展了西方宗教的传播空间。第二，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扩大了视野，比如近代世界地理观念的形成、近代西方科技的接受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了解和介绍。第三，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传，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