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纵深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突发猛进的网络通信技术,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方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双学位项目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国际合作模式,已逐渐形成一股蔚然发展的蓬勃之势。对中国而言,构建更加开放、充满活力且层级健全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之举。由此,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跨国双学位项目在合作程度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力度,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和丰富高等教育供给种类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深入研究跨国双学位项目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经验,对丰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体系,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欧美和亚太地区的跨国双学位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遵循跨国双学位项目缘何产生、如何发展及走向何方的认识规律,对其发展进程、运行框架、实施策略、类型划分及趋势走向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文献分析可知,跨国双学位项目是指由至少来自两个国家的不同大学,通过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并分别授予两个独立的学位证书的合作项目。其内涵涉及学位证书数量、双方合作程度深浅以及隐含在背后的国家教育主权等内容,具有多样性、从属性、市场性和灵活性等发展特点。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区域合作与竞争、教育服务贸易和市场化理念以及网络通讯技术的共同作用下,跨国双学位项目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共同体时期的“联合学习”理念,大致经历酝酿准备、初步兴起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并逐步演变成为当今各国高校热衷开展的跨国双学位项目合作模式。其整体发展过程呈现出:在价值趋向上由教育援助向多元价值转变;实施主体由外界驱动向高校主动参与转变;质量保障与资格认可一直是关注焦点;远程教育日趋倍受青睐以及研究生层次开展的跨国双学位项目将继续增多等特征。目前,跨国双学位项目以硕士研层次为开展主体,主要集中在工商管理、国际贸易和计算机科学等实用性专业。超国家组织、民族国家和高等院校,是目前推动跨国双学位项目发展的行为主体。超国家组织作是全球化的“制度传送者”。通过会议论坛、共识宣言、经费资助与跨国调查等规范性举措,将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规范与原型,以全球性制度压力与竞争压力的方式,输送民族国家与高等教育机构,推进质量保障与资格认证、学位与学历等在国际范围内认可合作。民族国家是影响跨国双学位项目是否具有合法身份及外部质量保障的监管主体。通过法律规章制度、财政经费资助、部门机构设置和签署国家合作协议等具有强制性和竞争性的政策规制,来对高等院校产生影响,为跨国双学位项目及其利益相关者提供必不可少的政策与身份支持。高等教育机构是跨国双学位项目的实施主体,面对来自超国家组织和国家的挑战压力时,根据自身文化、传统与目标的不同,通过模仿与竞争等方式,在经费来源、课程III设置、人员交流、质量保障、学位授予等方面,采取各项具体的组织与活动策略。规范性制度与竞争压力、规制性政策、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以及模仿与竞争是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途径。跨国双学位项目合作院校之间是“主体——主体”的交往模式关系,教育资源与条件、文化与政策制度则是承载合作开展的客体。根据合作院校在合作过程中所拥有的话语权多少,本文将跨国双学位项目划分为对等型与不对等型两类。通过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跨国双学位项目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国外政府与高校开展跨国双学位项目的策略举措,本文得出:政府支持是跨国双学位项目发展的重要前提;系统的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是维持跨国双学位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质量保障是影响跨国双学位项目深远发展的生命线;毕业文凭辅助说明书有利于增强跨国授予学位证书的可信度等经验。同时也发现跨国双学位项目面临着:缺失统一的资格认可标准,挑战国家间文凭证书的认证;超越国界的特性带来的管理失范,导致国家教育主权受损;不对称发展诱发话语权不对等及教育不公平;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市场逻辑,对大学教育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冲击,以及国际化与本土化失衡钳制跨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困难。不可置否,跨国双学位项目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满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府层面缺失相关政策规范且宏观调控力度不够,院校层面缺乏主体对话意识以及及走出国门的自信心,导致在国外合作院校的选取上呈现出资质良莠不齐,对优质资源内化吸收不够等困境难题。对此,本文从理念、政策、管理等层面提出:减少中外合作办学的制度性障碍,分类管理与重点推进并举,明确存在法理依据,树立对等话语权意识,以及尝试推行毕业证书辅助性说明文件等建构中国对合作办学新模式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