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量移忠州和外任杭州是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两个重要时段,本文细致梳理白居易在两地的经历、心态及其地域环境、文化的差异,比较白居易忠州诗及杭州诗之题材、思想感情及其艺术特征的异同并揭示其原因,以及白居易从忠州到杭州期间诗歌创作发生的变化。第一部分主要从白居易两地经历、心态以及地域文化的差异考察对其创作产生的不同影响。量移忠州时期为白居易远谪江州三年半之后首次职位升迁,但由于忠州属蛮荒之地,难以让他充分实现兼济理想,这让白居易深感失落、压抑。外任杭州虽带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杭州作为江南大郡,经济、文化繁荣,白居易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实现其政治抱负,因此在杭州期间内心情感得到充分释放。忠州与杭州相距千里,地理、文化环境迥异。巴渝山水的雄奇壮美增添了其诗作的奔放肆意,江南风光则带来了小桥流水的闲适惬意。巴渝文化的“尚实”内核进一步强化了白居易诗作的写实性,江南浓厚的文化氛围、审美精神为白居易的诗篇增添了从容雅趣、浪漫气息。第二部分比较白居易忠州诗与杭州诗题材、思想情感的异同。首先将忠州、杭州诗歌按题材分为写景咏物、即事感怀与咏古怀史三类,细致比较这三类题材两地诗的差异。其次,忠州诗表现出强烈的归京意识,渴望回京建功立业,其所表现的情感多为漂泊异乡郁郁不得志的哀怨孤寂,风格上多为冷漠凄苦的悲伤格调。杭州之政事诗以表现任刺史期间为政的忙碌与欣慰为主,此外,其吟玩山水、诗酒酬唱、僧道交游之作则多抒发闲适知足之乐。第三部分比较白居易忠州诗与杭州诗艺术特征的差异。忠州诗多选取江峡云雾与哀伤意象,杭州诗多湖光山色与明丽意象,显然与两地环境以及不同经历、心态相关。忠州诗以写实为主,多取实景及普通题材;杭州诗虚实相生,不只写眼前之事、景,同时将想象虚构之景融入其中。忠州诗常以比兴寄托手法,将情感隐藏在景、事、物之中,诗风偏于含蓄内敛;杭州诗多以铺陈手法写江南山水风情、人文地理,更加注重个人情志的直接抒写。外任杭州的适意及其山水人文环境激活了白居易的艺术天才,其杭州诗名篇迭出,达到很高艺术水平,是继白居易登第入仕前后的第二创作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