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作为拉动中国经济格局的重要区域,目前面临资源供给不足及环境污染等区域生态安全问题,其建设有必要结合自身的优势,探寻以最少的资源损耗、最小的环境损害来取得最优的经济产出路径,实现区域最优的生态效率。本文从生态效率着手,探索性的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DEA-SBM模型,建立包含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化特征,接着创新性地改进引力模型,分析城市群内部城市的生态效率关联效应。然后,针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发展不平衡、各区域呈现显著梯级差异的现状,分析生态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重点探究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根据理论分析内在机理,提出相关假说,运用Tobit模型进行面板估计。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非绿色、非效率”的发展方式日趋改善,沿江城市群生态效率呈提升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具有明显的梯级差异。第一梯次的滇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相关政策扶持地区或经济发达地区,生态效率处于领先地位。第二梯次的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以重工业为主,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但“两型社会”建设已推进生态效率大幅提升。第三梯次的环鄱阳湖、江淮、黔中、成渝城市群的工业投入产出较落后,生态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2)影响生态效率的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期望产出综合指标、非期望产出综合指标、投入综合指标,其中制约生态效率提升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工业三废等)。在长江经济带整体层面及下游地区基于“绿色”角度的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中游及上游地区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长江经济带整体层面及中下游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能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效率的关系,而在上游地区不成立。产业集聚下企业的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可能是导致这一差异的主因,而不同区域间企业采用不同的竞争战略是由产业集聚所处不同阶段决定的。在产业集聚初级阶段,政府主导型集聚使企业倾向于低成本战略,而产业集聚在高级阶段时,市场诱致型集聚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从而采用差异化战略。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影响生态效率的重要因素出发,总结提炼出长江经济带全域及上中下游4个区域的生态效率提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