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并存的现代文论语境下,周作人作为启蒙思想者和文学家,他的文学观是企图融合两者的“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它一面体现坚定的反封建启蒙思想,一面坚守着文学的审美本质。本文认为周作人的“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既是具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人的文学,又是自律的、具贵族精神的文学。顺应特定时代对文学启蒙功用的要求,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其中人道主义文学是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融合博爱型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又经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放弃了对任何所谓“普遍真理”的信仰,再加以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滋润而成的。周作人对科学精神的重视,本文认为表现为他对文学“诚”与“真”的要求。诚,严肃,恳切之意;真,主观上要求作文一定要有真情实感,客观上的要求分成两部分——一是实事求是即符合“物理”,二是符合人性即“人情”,“物理人情”就是周作人评价文学的两大标准之一“常识”。对文学审美本质的自觉追求,周作人寻找着文学自律之路,但他又终身不能真正解决“文学工具论”和“文学自主论”的矛盾,因此这条寻找文学自律之路显得异常的坎坷。文学的审美本质是超越,“超越”一词在周作人笔下更习惯于用“贵族”。周作人追求的贵族精神表现为他坚持文学“非实用而有远功”,即无“鼓动的力量”或“教训”之功而具人文关怀;同时他始终追求文学趣味(周作人评价文学的两大标准之一),也就是用诗意的文章语表达淡淡的“如橄榄或萝卜”的蕴藉含蓄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