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夏目漱石是日本的鲁迅,那么森鸥外就是日本的郁达夫。这么类比不是没有道理,郁达夫和森鸥外都是本国浪漫派的带头人,而他们在创作中也都喜欢以自己为“原型”,是为“自原型”创作。本文将在浪漫主义的整体基调下对郁达夫和森鸥外的“自原型”创作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挖掘出对现代人有启示意义的底蕴。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对“自原型”式创作的系统的定义,郁达夫研究和森鸥外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第一章详细梳理了浪漫主义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日本通过译介西方文学将浪漫主义引入本国,后来经留日学生又将这种创作潮流带回“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浪漫主义的大背景下,诞生了郁达夫和森鸥外的“自原型”创作。第二章分别从文化层面、社会政治层面和性与伦理层面论述郁达夫与森鸥外“自原型”创作的异同,他们都反抗过、屈从过也忏悔过,但相同的表达意愿中反抗的主体、屈从的程度以及忏悔的对象又有所不同。第三章讲述了郁达夫与森鸥外“自原型”创作存在差异的成因,从浪漫主义形成的历史渊源进行分析。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使郁达夫的“自原型”创作不仅“缘情”而且“言志”,将表达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而日本的传统文化习惯性地被当成“市井文学”,娱乐性超过了社会性,以至于在经过极端的“欧化”后的文学创作中对社会的关注大大减少,森鸥外的“自原型”小说就局限于此,目光多放在个人恋爱与家庭生活中,即使有对社会的批判,呼声也很微弱。最后进行归纳总结,“自原型”创作一方面是对个人心灵的救赎与澄清,另一方面也是创作者通过对个人隐私的暴露来表达对“小我”或“大我”的美好期许。当今文学界对二者的研究多半是单篇论述,很少能将二者放在浪漫主义这样一个统一的大背景下去进行“自原型”创作的研究,本文主要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融合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对郁达夫与森鸥外的“自原型”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希望可以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些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