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祠堂林立的现象，一直都被视作明清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宗族组织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宗族研究的逐渐兴起，宗族祠堂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课题。已有的研究，对于宗族祠堂的结构与功能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但尚缺少对于宗族祠堂演进轨迹的系统论述。本文认为，所谓的“宗族祠堂林立”现象，其实是经历了自明中后期以来层累叠加历史过程的结果，而本文的首要目的，即力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构这一层累叠加的历史过程。由于宗族祠堂的发展具有典型的地域化特点，所以本文亦侧重于将祠堂置放于地域社会的发展轨迹中，揭示祠堂与宗族的地域化发展，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国家、社会与宗族之间的多维关系。本文选择讨论的地域个案是位于赣西的万载县，该地不仅明清以来宗族祠堂林立，而且留存族谱数量甚多。 本文首先依据现存的将近300部万载族谱，采取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构了16世纪以来万载宗族祠堂的发展图景。万载的宗族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但直到明中后期，宗族组织才开始逐渐普及。这一时期，在儒家教化思想的影响下，宗族组织完成了初步整合，宗族祠堂也初步建立。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后，清初一百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地域社会秩序的重整，宗族祠堂也完成了重建工作。在此基础上，万载宗族祠堂在嘉道时期迎来了兴建的高潮，不仅宗祠扩修，而且房祠林立，清初迁入的闽粤移民也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宗族祠堂，宗族祠堂发展日益多元化。清末民初以后，由于地方局势的动荡，宗族祠堂的发展一方面受到来自政权扩张的冲击，同时也延续了嘉道以来的发展趋势，日益体现出自治性的特征。 在地域社会中，宗族与祠堂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现象。本文第二部分，重点对嘉道时期，与万载宗族祠堂多元化发展同步的书院、祠庙兴建高潮，进行全景描述。族群、宗族、士绅等势力集团，成为嘉道时期万载书院修建的主导力量。而在地域社会祠庙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则体现出包括基于地缘、血缘、业缘等更为丰富的认同。通过将宗族祠堂置放于地域社会建筑格局中加以考察，我们既对宗族在地域社会中的作用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又丰富了对嘉庆道光这一历史时期地域化发展特点的认识。 本文第三部分讨论了在万载宗族祠堂发展过程中，来自国家层面的影响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整体而言，国家对于地方宗族的控制与影响贯穿始终，但明显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对于地方宗族关注热度的减退，包括谱序作者中官员比例的日益减少，以及制定宗族政策热情的逐渐平息。另一方面，国家力量的弱化还体现为地方宗族力量的增强，民国族董会制度由国家政策转化为地方性知识，成为地方宗族藉以重建与联合的契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通过重构十六世纪以来万载宗族祠堂发展演进的历史图景，本文力图在以下几方面对已有研究有所补充与突破：第一，强调站在地域社会发展的立场上，从长时段的视野出发去把握包括宗族、移民等问题；第二，对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地方主义”现象，我们应该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嘉道时期去寻找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