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正如Г. Р. Гачечиладзе所说：“翻译并不简单地只是把一种语言形式用另一种语言形式来替换”，“翻译中再现原文的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传达原文的民族特色的问题。”（《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第67页） 因此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到两种文化。翻译与文化存在着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即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体现着文化的变化与发展，同时，文化对翻译又有一种影响和制约，其中，翻译对文化的促进作用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局部的交叉、碰撞和冲突，从而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俄汉两个民族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具体地讲，在俄汉翻译中俄汉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原语和译语中的文化概念不相对应。（二）原语和译语中的对应词意义不同。（三）原语和译语中的概念分类互不相符。（四）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环境、民族心理、观察事物的角度和表达方式，促成了不同语言习语的形成。苏联著名翻译家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曾在其《语言与翻译》一书中指出，“翻译中最大的困难是，原语话语中描述的环境本身在使用译语集团的实际经验中不存在，即原文中描述的是某个民族和某个国家所特有的事物和现象。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翻译起来虽然有困难，但也决不是毫无办法的。”Г. Р. Гачечиладзе也曾在其论著中谈及社会文化差异为翻译所造成的障碍：“最费周折的，是翻译中传达日常生活的民族特有事物。有时候译者只好放弃等值处理的办法，而用普通的中性的形式来替代。有时好不<WP=71>容易在译语里找到了与原著色彩相对应的词语，但是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却隐藏着很大的危险：用另外一个民族的特有事物代替了这个民族的特有事物，经验丰富的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也往往有犯这类错误的危险。”（С.110）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如何处理体现在各自语言中的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每个译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我们可以采用音译法、直译法、直译加释法、加注法、替代法和意译法等六种手段，通过适当的变通、取舍，来解决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当然，对翻译中文化差异现象的处理方法远非仅此几种，本文在此仅指出其中最常见的方式。然而，不论采用何种手段，则其无不可归于当前翻译界对文化处理方式的两种倾向之中，即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归化”式翻译，和以原语为归宿的“异化”式翻译。事实上，“归化”与“异化”并不是矛盾的，而是辨证统一的。译者选择哪一种翻译方式，关键要取决于（1）原文的种类（2）文化色彩在原文中的重要性（3）原文的目的（4）的文读者的种类。随着世界融合趋势的日益明显，笔者认为，译者应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保存原文的民族特色，保留“异国情调”。因为这种做法有助于从整体上保存原作风格，也可以使译文读者更多地了解原语国家的文化，同时吸收更多新鲜生动的表达法，进一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适度的异化，超过适度的异化是任何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体系所不能接受的，也必然会受到排斥。综上所述，语言反映着文化，它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工具。翻译作为语言转换的工具，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渗透，都离不开翻译活动。Г. Р. Гачечиладзе在其论著中曾引用Ф. Энгельса的名言：“译者不仅应当精通原作的语言，而且还应熟知作品中反映的人民的生活。”换言之，即译者除应精通两种语言之外，还须熟悉两种文化，即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要不<WP=72>断培养和增强文化意识，自觉运用比较的方法，注重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异同，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文化翻译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