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左右，清朝形成了以禀、谕文书形式为载体的天朝外交文书体制。这种不平等的文书交往方式，打上了深深的华夷观的烙印。1760-1834年间，中英文书关系以中国为主导，英国方面基本认可和遵循中国文书往来的惯例，但是双方在文书往来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可控的矛盾和摩擦。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废除，英国派出具有官方身份的商务监督，对天朝文书体制进行挑战，中英关系骤然紧张。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形势逆转：中方被迫放弃了居高临下的禀、谕文书旧形式，战时由琦善和英方共同创行的外交文书新形式——照会，作为平等文书往来的新形式，被载入《南京条约》中，为后来其他列强与中国签约时所援引。鸦片战争以后，外交照会形式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其形式看起来更加“平等”，从而为各国所重视和应用，成为近代以来一种最为重要的外交文书形式。从“禀”、“谕”到“照会”，晚清外交文书形式的近代变迁，既是战争强力作用的结果和国力相较的反映，也是长久以来奉行不替的华夷观松动的结果。在对外交往出现严重困难时，转变观念，主动交涉，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是晚清外交文书形式的艰难变迁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