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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左右,清朝形成了以禀、谕文书形式为载体的天朝外交文书体制。这种不平等的文书交往方式,打上了深深的华夷观的烙印。1760-1834年间,中英文书关系以中国为主导,英国方面基本认可和遵循中国文书往来的惯例,但是双方在文书往来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可控的矛盾和摩擦。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废除,英国派出具有官方身份的商务监督,对天朝文书体制进行挑战,中英关系骤然紧张。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形势逆转:中方被迫放弃了居高临下的禀、谕文书旧形式,战时由琦善和英方共同创行的外交文书新形式——照会,作为平等文书往来的新形式,被载入《南京条约》中,为后来其他列强与中国签约时所援引。鸦片战争以后,外交照会形式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其形式看起来更加“平等”,从而为各国所重视和应用,成为近代以来一种最为重要的外交文书形式。从“禀”、“谕”到“照会”,晚清外交文书形式的近代变迁,既是战争强力作用的结果和国力相较的反映,也是长久以来奉行不替的华夷观松动的结果。在对外交往出现严重困难时,转变观念,主动交涉,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是晚清外交文书形式的艰难变迁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