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F1-3’A、CCR2-64I、RANTES-In1.1C多态性与河南汉族艾滋病HARRT疗效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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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目的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由人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病死率较高。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是由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于1996年提出的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的方法,是延长患者生命、提高生存质量、减少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我国目前推行的国家一线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主要为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RTIs)及非核苷类逆转录抑制剂(Non 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NRTIs),二线药物则是在一线药物的基础上增加了以蛋白酶类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s, PIs)药物,本研究所有受试者所在地区均只接受国家一线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规定药物。随着HAART的广泛推行,治疗效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患者经抗病毒治疗后,HAART疗效不尽相同,影响HAART疗效的原因很多,目前已经明确的与HAART疗效相关的因素除了依从性差异、HIV变异及患者年龄等外,遗传因素也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宿主细胞中HIV感染相关基因多态性对艾滋病人疾病进程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基质细胞衍生因子(Stromal-Derived Factor1,SDF1)是一种趋化因子,定位于10q11-21,其3’非翻译区第801位G→A (SDF1-3’A),可显著延缓AIDS的疾病进程,但Mummidi等人研究认为,该位点纯合突变促进感染者的发病和死亡;CC趋化因子受体-2(CCChemokine Receptor2,CCR2)定位于3p21-31,其开放读码框起始位点ATG后的第190位核苷酸发生G→A突变(CCR2-64I),可延缓AIDS的疾病进程,但是也有研究认为该位点的纯合型突变促进了感染者的发病和死亡;受激活调节正常T细胞表达和分泌因子(Regulated upon Activation Normal T cell Expressed and Secreted factor,RANTES)是CD8+T淋巴细胞释放的三种趋化因子之一,定位于17q11.2-q12。该基因非编码区第一内含子T→C变异(RANTES-Inl.1C),可加速AIDS的疾病进程。由于地区级种族的差异,关于以上因子对艾滋病的进展产生的影响尚无定论。虽然基于以上3种因子与HIV感染者疾病进程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关于这些因子对艾滋病HAART疗效产生的影响研究相对罕见,Hendrickson等人对欧美性传播人群HAART疗效研究显示,SDF1-3’A及CCR2-64I和RANTES-Inl.1C均与HAART疗效降低相关。河南省艾滋病人多以单采血浆感染为主,而感染途径的不同也会引起所感染HIV基因亚型的不同,近期报道显示,感染途径可能会对疾病进程产生影响,与其他途径感染人群相比,性传播人群疾病进程相对较快。河南省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众多,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总人数位居全国首位,所以,针对该地区人群进行HAART疗效相关性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本课题采用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及基因测序方法对接受抗病毒治疗满3年的河南汉族AIDS患者进行SDF1-3’A、CCR2-64I及RANTES-Inl.1C位点检测和分析,旨在探明SDF1-3’A、CCR2-64I和RANTES-In1.1C多态性与河南汉族艾滋病HAART疗效的相关性,为分析抗病毒治疗失败原因、指导临床抗病毒治疗,并为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相关依据。材料和方法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开发的《中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信息系统》,采集河南省部分地区接受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满3年人群血样,进行CD4+T淋巴细胞检测,并参照治疗前CD4基线,按照《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关于免疫学治疗失败效果评价标准,将CD4+T淋巴细胞等于或低于基线水平者归为无效组,共52例,其中男性30例,女性22例,年龄48.54±8.51岁,血液传播43例,性传播9例;将CD4+T淋巴细胞高于治疗基线水平者归为有效组,共156例,其中男性67例,女性89例,年龄46.93±8.88岁,血液传播117例,性传播39例。所有入选病人年龄均大于18周岁,既往服药依从性良好,且只接受国家一线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同时排除HIV基因型耐药、乙肝、梅毒、丙肝、结核病及自身免疫功能缺陷性疾病。两组人群性别、年龄及初始CD4治疗基线等基本资料匹配(p>0.05)。所有入选对象均签订知情同意书,采集抗凝全血2ml并检测CD4+T淋巴细胞,提取基因组DNA,根据该3个基因rs码利用Primer5.0设计扩增特异性引物,PCR方法扩增宿主目的基因DNA片段,扩增阳性产物全部送invitrogen公司纯化并测序,测序结果经拼接、校对后与Gene Bank原始序列比对分析确定基因型。将所得基因型检测结果录入Excel表格,应用SHEsis在线分析软件进行H-W(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对病人基本信息分析处理,组间资料的显著性差异及不同遗传模式下(加性、显性及隐性)的基因型比较运用卡方检验,并计算比值比(OR值)及95%可信区间(CI),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加性模式下SDF1-3’A位点在无效组和有效组的GA基因型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39),AA基因型在无效组中的频率(15.4%)显著高于有效组(3.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以GG基因型为参照,具有AA基因型的个体,其抗病毒治疗失败的风险提高(OR=4.593,95%CI:1.446-14.388);隐形模式下无效组和有效组的AA基因型频率分别为15.4%和3.8%,该基因型频率在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1),相对风险分析结果显示,以GG/GA基因型作为参照,具有AA基因型的个体抗病毒治疗失败的风险提高(OR=4.545,95%CI:1.497-13.800);在显性模式下,该位点基因型频率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对CCR2-64I及RANTES-In1.1C位点在加性、显性及隐性模式下分析,两位点基因型频率在无效组和有效组均无统计学差异。2. SDF1-3’A的A等位基因在无效组中的频率(31.7%)高于有效组(21.7),P=0.048,以G等位基因为参照,携带A等位基因的个体抗病毒治疗失败的风险增加,OR=1.063,95%CI为(1.001-2.667);CCR2-64I及RANTES-In1.1C位点各自等位基因频率在无效组与有效间无统计学差异。3.性别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男性群体中,无效组中SDF1-3’A AA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频率明显高于有效组(16.7%vs1.5%,35.0%vs2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6和P=0.037),携带SDF1-3’A AA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的个体抗病毒治疗失败的风险提高(OR=14.286,95%CI:1.534-133.072,OR=2.038,95%CI:1.038-4.001);而在女性群体中,SDF1-3’A AA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频率在无效组和有效组间的分布无统计学差异(P=0.248;P=0.555)。对CCR2-64I和RANTES-In1.1C位点在男性及女性无效组和有效组中分析发现,两位点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在无效组与有效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4.对经血感染人群SDF1-3’A及CCR2-64I和RANTES-In1.1C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在两组中比较发现,SDF1-3’A的AA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在无效组中的频率明显高于有效组(18.6%vs5.1%;36.0%vs23.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8和P=0.025);携带AA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的个体抗病毒治疗失败的风险提高(OR=4.533,95%CI:1.407-14.607;OR=1.834,95%CI:1.076-3.129)。 CCR2-64I和RANTES-In1.1C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在经血感染人群无效组和有效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SDF1-3’A位点多态性与河南汉族艾滋病HAART疗效相关,SDF1-3’A的AA基因型及A等位基因是河南汉族人群抗病毒治疗失败的风险因素,且在男性及经血感染人群中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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