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在文化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翻译活动作为文化交际活动的一种，也深受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文化转向，以及90年代末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将文化与翻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文化翻译一词的使用，也随之成为译界的常用术语。翻译活动必然涉及策略的选择。而针对这个问题，翻译界历来看法不一。论文即从文化翻译策略上的争论出发，对文化翻译策略选择多样性与不同译本之间的关系做一研究。　　现有的文化翻译定义繁多，且所持的视角存在较大分歧。为了使研究角度更为清晰，论文对现存的文化翻译定义进行了回顾。在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论文认为，广义的文化翻译指将一种文化向别种文化译介的整个过程，以达到相互了解、平等对话为目的;狭义的文化翻译，指“原文中特有文化内容/因素的翻译”。本文所研究的文化翻译策略针对的即是狭义的文化翻译。　　由于原文中特有的文化内容或因素，可能在译文的各个语法层面体现，为便于研究，论文选择在词汇层面进行研究，即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文化负载词作为研究对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词是文化差异表现最为直接和明显的语言层面。文化负载词的恰当处理，对于促进文化概念的认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反之，要对一种文化的特色进行清除或置换，也往往首先在词汇的层面进行。　　在对研究范围进行了限定之后，本文对作为文化翻译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的定义也进行了归纳，认为归化和异化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对立面。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由于文化本身的各种特性，即使从理论上讲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由于归化和异化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角度而言都是相对的，且无论采用归化或是异化策略，其所用翻译方法都会出现相互的覆盖，因此，论文认为归化和异化只是两种大的方向。随着在实际操作中各翻译方法所占比重的不同，译本会表现出在翻译策略上程度不同的倾向。为了便于分析，论文将文化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具体方法分为阐释、替换、直译与字译、音译、省译与注释六种，并就各种方法进行了具体说明。　　论文随后对中西翻译史上涉及文化翻译策略的论述和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探求历时过程中文化翻译策略整体的倾向变化，同时比较共时状态下就翻译策略的争论，对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进行研究。在中国翻译史部分，论文分别对佛经翻译时期、西学东渐时期和综合翻译时期多位名家的论述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对西方翻译史部分的梳理，则从两个角度进行，首先对不同国家各个时期的译者在策略上的选择进行探究，其次由于论文的研究主要针对的英汉翻译，故而专门对西方汉学家在汉籍英译领域的实践进行了总结。从这些译者及翻译理论家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化翻译策略发展的总体趋势，那就是从归化向异化的发展，从趋同向独立的发展，同时从不同译家的观点和实际选择，更可见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的多样性。　　在从历史角度探讨了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的现实存在性后，论文在第三章中，从翻译活动的外部环境和翻译活动的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存在的理论基础。翻译活动的外部环境，包括文化的特性和文化间的关系。文化特性指所有文化的共有属性，文化间的关系，指的是一种文化在同另一种文化交往时所处的相对地位，是一种文化对他我关系的一种定位。文化间关系的不断变动，意味着不同时期的译者可以根据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选择自己认为适合的翻译策略。　　翻译活动的内部环境，涉及文本、译者，以及译本的服务对象——读者。翻译活动的具体操作从原语文本来，最终还要归结到译语文本中去，而文本的意义多重性等多种因素，在文化框架下促使不同的译者做出不同的选择。受王东风(2002)提出的文化认同机制假设启发，论文认为读者作为排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检验着译者做出的翻译选择。没有哪种翻译是没有目标读者的。而读者的多层次性和阅读目的多重性，客观上要求译本在文化翻译策略上的多样性。至于译者，他们是语码转换站中外来文化因子最初的处理者，而译者所具有的主体性以及译者自身的客观条件，使策略的多样性存在成为了必然。　　论文认为，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不仅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更重要的是其存在的必要性。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带来了源于同一文本的多个译本的互补性。所谓互补性，就文本自身而言，指各个译本之间在内容、形式上相互补充、互为观照的关系;就文本在文化语境下的角色而言，则指各译本通过对同一种文化因素的反复强调、不断修正和补充，共同推动来自源语文化的文化因子进入译语文化。对于共时性的译本，这种互补性表现为同一时期的相互补充、校正和对照，对于历时性的译本，这种互补性不仅表现在后出现者对先出现者在各方面补充和修正，同时也表现在先出现者为后来者在文化接受上所做的先期铺垫上。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与多译本之间的互补关系，论文在第四、第五章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分别通过实例对共时性多译本和历时性多译本之间的互补关系展开了比较研究。　　论文在第四章以《红楼梦》的两个英文全译本为例，对共时性译本的翻译策略使用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因文化翻译策略选择不同而产生的译文互补性。论文采用奈达对翻译活动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类方法，由于语言文化层面极为复杂，限于篇幅，本文未将其列入分析范围，因此论文实际考察的文化层面为生态、物质、宗教和社会四个文化层面。　　论文首先随机抽取的170个文化负载词样本，按照其概念意义归入不同的文化层面后，对这些文化负载词所使用的具体翻译方法进行了统计。经过分析比较，发现霍克斯的译本使用最多的前三种翻译方法分别是替换、阐释和直译与字译，而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使用最多的是直译与字译、替换及阐释。同时两个译本在各个文化层面上的策略选择相关度又各有不同，在生态和物质文化层面，两者的差距最大，而在宗教和社会文化层面，特别是社会文化层面却相当接近。不过即使是在策略选择比较接近的社会文化层面，也存在着不同。杨宪益夫妇偏向于使用文末注释，对象多为人，而霍克斯却喜欢使用文内阐释的方式，对象多为事物。通过两个译本的比较，论文认为，霍克斯的译本更倾向于读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而杨宪益夫妇则更倾向于保持原文的原有形式。正是由于策略倾向的不同，使两者构成了良好的互补。　　论文随后在第五章以《聊斋志异》的几个节译本为例，对历时性多译本的翻译策略使用及译本互补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分为两部分进行。在第一部分中，论文选择了不同时期出版的三个译本，进行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研究。这三个译本分别出自翟理斯(H.A.Giles)(1926)、卢允中、杨立义、杨之宏、陈体芳(1982)以及丹尼斯·马尔及维克多·马尔(Denis C.&Victor H.Mair)(2001)。由于《聊斋志异》的现存译本多为节译本，交迭的部分比较有限，且《聊斋志异》作为短篇故事集，故事数量虽多但篇幅较小，加之多人物描写，而少环境描写，生态与物质文化材料的收集相对较为困难，因此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只涉及了宗教和社会两个文化方面。在对文化负载词样本进行分析后，论文发现三个译本按照出版的时间顺序，出现了注释使用量由多而少，同时直译使用频率由少而多的现象，清晰地呈现出从形式到内容的互补。第二部分则针对《聊斋志异》中各故事的篇名翻译进行了翻译策略研究，由于以译本为单位，因此选择了五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整体上探讨不同译者在处理篇名时的策略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译文互补。　　最后，论文在第六章对全篇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翻译策略多样性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翻译策略都不能十全十美，因为左右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任何一种策略上的倾向都必然造成译本需要其他译本进行补充的地方。因此，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应鼓励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翻译活动，尤其是复译活动中，应鼓励翻译策略选择的多样性。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试图通过客观的定量分析进行实证性研究，但由于译者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做法灵活，在对具体文化负载词使用的翻译方法定性上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此外，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所收集到的资料从数量和规模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且本文的选材范围主要限于文学作品，而本文的统计材料也全部取自《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两部文学作品，因此论文提出的论点也应主要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相关研究可以在多个层面继续进行。论文对翻译策略选择与多译本互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负载词这一层面进行。事实上，文化因素的翻译还可以涉及短语、句子以及篇章层面，这些都可以成为将来系统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