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十七年“戏改”无疑是影响面极大,改革极为深入的一次文化实践。本论文将十七年“戏改”的焦点放在民间与国家的关系上面,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力图把研究拓展到“戏改”中的人、剧团组织形式乃至戏曲的地方市场建设等方面。通过研究十七年“戏改”过程中各种话语资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试图从中剖析革命国家在介入传统戏曲过程的种种犹豫徘徊、前后冲突甚至走向彻底激进化的原因。国家话语进入民间,完成人民性对民间性的置换,但在历史戏、家庭戏和“鬼戏”的整理改编中展现出国家话语的裂痕,革命话语、启蒙个人话语、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在十七年“戏改”期间,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文艺理论不只是把传统的戏曲现代化、革命化,同时还应看作是把它独立化,变成一个现代的独立的艺术门类——戏剧艺术,从前者到后者,不只是在传统戏曲里面加入某些现代元素问题,而是艺术理念、艺术文本、艺术中人与人的关系都进行了结构性重组。而且,十七年“戏改”作为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合博弈的过程,也不能看作国家话语力量对民间元素的单向规训,其中本土民间的要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寻求到自身的存在形态,福建地方戏剧种的复杂多样导致传统戏曲中的民间社会文化元素的强力自我维护动能显得尤为突出。十七年“戏改”中“人的改造”是系统工程,并总是在国家与民间之间不断地左右摇摆,民间的因素或代表国家意志的因素在其中不断磨合,而逐步找到自己的位置,革命国家与民间力量的博弈存在诸多妥协,民间力量作为隐性的在场一直影响着戏曲的机构和生态。革命意识形态在重建戏曲市场与戏曲市场主体的过程中遭遇诸多困难,为了确保自身社会和文化理想能够有机地贯彻到戏曲当中去,强力的行政手段和革命样板戏的出现其实是改造精英话语如何在民间社会当中成功立足的一次逻辑延伸,是追求现代的民族国家大叙事合乎逻辑的产物,不能仅仅看作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