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立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是20世纪初宣传民主革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也是第二次政论高峰的代表报纸之一。它不仅是辛亥革命前后社会时局动荡更替、革命形势风云变幻的一个缩影,更是研究我国报纸政论发展的重要一环,因而很有研究价值和意义。但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很多关于《民立报》政论发展背景、思想内容、特色、影响力等系列的综述,而只限于零星、个体的叙述。本文试图结合《民立报》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对《民立报》做一整体的考察,以梳理出辛亥革命前后该报的舆论动向及舆论地位以及对现代政论文发展的现实意义。《民立报》是一份由江浙资产阶级捐资、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政论性很强的革命报刊,该报报馆聚集了一批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民立报》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将紧紧围绕着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宣传重心。武昌首义之前,《民立报》大力报道国内外危急形势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伪立宪骗局,号召以“革命,手段推翻这一专制腐朽的王朝”。武昌首义后,《民立报》则将宣传重心转向“建设”方面。责任内阁、议会政治和中央集权制等成为《民立报》政论讨论的重点,《民立报》的主笔宋教仁、章士钊等不仅是坚定的倡行者,更是积极的实践家,这些主张大多成为临时政府的政治纲领。民初《民立报》曾一度倾向对袁妥协。直至宋案发生,袁世凯独裁专制面目昭然若揭,该报才最终转向与袁决裂。它抛弃对袁世凯的幻想,支持、宣传“二次革命”,提倡“国民革命”,努力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但终因民主革命和独裁复辟力量对比悬殊,在袁世凯的压制下,《民立报》被迫停刊。《民立报》对“民主革命”思想等宣传代表了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起到了启蒙民众,推动革命发展等重要作用。《民立报》政论理应在传媒史和评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我们今天政论文章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