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在西方的宪法语境中即为私有财产权，随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市场经济孕育出的财产权利意识成为市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带有极强的国家防御属性，旨在排除国家侵害，市民革命以后，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观构成了西方宪政正当存在的基石。在我国宪法中，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的概念相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界限，改革以前，私有财产是被批判和改造的对象，改革以后，私有财产的正当性逐步被宪法承认，直到2004年，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中予以正式明确，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本文拟从宪法规范为中心，从四个方面分析宪法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
　　第一，从宪法私有财产权基本理念上看，私有财产权以资格要素为起点，是由宪法赋予公民(2004年人权入宪后，还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可依法取得财产权，合法财产权不受侵犯，财产因公共利益需要被国家征收征用取得补偿的资格；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私有财产权是自由之基石，亦构成我国人权中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具有法定性，不可侵犯性，不可转让性，侧重于对公权力的防御；其范围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与传统的财产权观念相比，不仅强调以所有权为核心，还拓宽了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形成于私法上的权利。财产权概念虽然由民法和宪法共享，但对比二者，宪法财产权构成了民法财产权的根本法基础，民法财产权是宪法财产权理念在私法中的具体体现，二者在财产配置的价值取向、义务主体、权利要素、救济途径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之处。在私有财产权的实现方式上，以宪法为统领，在立法、执法、司法三环节中予以充分保障，三环节在价值取向上一致，制度上协调。
　　第二，从宪法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历史发展上来看，共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分别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制定之前，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共同保护，未形成私有财产权利理念；国民经济改造时期：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制定之前，私有财产权保护理念开始萌芽，但在七五和七八宪法中倒退；国民经济改革时期：八二宪法至今，私有财产权再次得到宪法的承认和保护，经过四次宪法修正案，拓宽了私有财产权的主体、客体内容，确立了其基本权利的宪法地位，形成较为完整的宪法私有财产权保护理念。
　　第三，从中西方宪法私有财产权的逻辑推演，制度生成上来看，构成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决定了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立足点存在本质区别，西方以单一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立足个人本位，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立足社会本位。西方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态度由“神圣不可侵犯”到“不可侵犯”的变化，与政府扩张行政权，取得对经济领域的控制权有关，扬弃了以个人为尊的财产权理念，整体意识有所提升，倡导福利社会。在我国宪法中，对私有财产的态度由消极转向积极，直至确立其基本权利的宪法地位，这是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所决定，扬弃了以集体为尊的财产权理论，个人意识有所提升，倡导个人权利、有限政府、法治国。由此，既不同于西方宪政中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但又吸收了市场经济中有关人的价值合理内核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在我国宪法中趋于完善。社会本位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不以西方抽象先验的假说为论证基础，其本质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现象，与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相关，注重个人发展和共同发展，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公共领域公益优先，在私法领域公私财产平等。
　　第四，从私有财产权条款的结构和完善上来看，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私有财产伴随社会义务、征收征用补偿构成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三重原则，已经形成了与世界接轨的财产权保护理念，在实践中也具有指导意义。但仍然存在问题：一是税收作为国家对公民财产的一种侵犯，当然受宪法私有财产权条款的调整。虽然宪法私有财产权条款构成了限制国家征税行为的逻辑起点，但存在无法推导税收法定原则的局限，不能有效地防范公权力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二是在宪法层面没有征收征用补偿原则的规定，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对房屋和土地征收征用的公平合理补偿原则，但宪法层面规范的缺失，使得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大大受限，不利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因此，在宪法规范层面应明确税收法定原则、征收征用补偿原则，有助于丰富宪法的实质内涵，更好地保护私有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