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和郭象的思想体系之间呈现出惊人的相关性。无论是在本体论的建构，还是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方面，王弼与郭象哲学都体现了正题与和合题的关系，但在一致中又分别体现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并由此引发他们哲学重心的迥异。王弼建立无本论，突出了“无”的本体意义，又进一步将“无”与“有”相连接，可以说是贵“无”而不遗“有”，但其本体论中依然杂糅着生成论，而且“无”与“有”之间只形成了松散的连接，于是在逻辑上玄学便朝向崇有论发展；郭象在形式上扬弃了王弼的贵无理论，在致思方向上继承了崇有论，建立了独化论的本体论，但又接纳了王弼有——无一体的合理内容，将“无”在境界意义上重新确立，真正实现了“有”与“无”的圆融统一。在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方面，王弼与郭象都坚持“内圣外王”之论，主张名教与自然的统一。因此，他们对于名教和自然的理解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肯定了名教的合理性与现实中异化的可能性，坚持了自然的基本含义。但在名教和自然问题上他们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王弼对于名教持积极的态度，而郭象则采取了消极肯定的态度。在自然方面，郭象除继承王弼的自然思想外，还更多地接纳了嵇康、阮籍的自由思想，这种区别直接为王弼与郭象在统一名教与自然方式上的差别做了铺垫。王弼认为“名教出于自然”，一方面承认名教的合理性源于自然，另一方面又主张革除现实中名教之弊以使名教合于自然，郭象则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方面认为名教就是自然的展现，另一方面又主张不应受现实中名教的羁绊，而要在名教中实现自然，凸显了逍遥、自由的境界。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分别呈现出“生活理想化”和“理想生活化”的不同样态。源于王弼和郭象对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王弼哲学的重心在于政治论，在于讨论如何使现实中的名教合于自然的原则，最终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而郭象则将主要精力放于人生论方面，建立了一个人人皆可逍遥的境界世界，凸显了超越意义，对于政治则采取了“无心”、“任”之的态度，可以说，其政治论附属于人生论。王弼和郭象是哲学史上继承与发展的典型实例，分析他们哲学之间的逻辑发展过程，对于梳理魏晋玄学的发展脉络及认识玄学的意义都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