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电影体制的改革和电影产业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电影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市场开始回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理论界对电影产业的研究逐渐增强,出现了大量关于电影产业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而在这些论文和专著中,大多倾向于对国外电影产业的研究,对中国电影史上的成功探索和实践的研究明显不足,其实,早在中国战后电影时期,文华影业公司就形成了良好的电影生产和创作机制,在电影艺术和商业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重新审视文华影业公司的运作机制和电影创作上的特点,总结电影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对我们当下的电影创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以49年前的文华影业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新电影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文华影业公司的生产和创作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将文华影业公司的运作机制和文华影业公司的代表性导演的创作进行结合,分析和阐释文华影业公司在运作机制和电影创作上的特点和贡献,重点分析两者是如何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电影生产和创作机制,以实现电影公司的良性循环的。本文第一章以文华影业公司的运作机制为切入点,从商业运作、艺术创作和意识形态策略三个方面论述文华影业公司的运作特点。从商业运作上来看,文华影业公司注重电影的商业生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片、发行和管理体制,创建了现代化的电影经营模式,有效地保证了文华影业公司的电影生产和创作,开拓了电影市场,有力地回击了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侵占,为文华影业公司的电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艺术创作上来看,文华影业公司注重艺术追求,形成了良好的艺术创作传统,高质量的电影作品赢得了观众的认同,也赢得了较好的票房,尤其难得的是为艺术电影的创作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意识形态生产策略来看,文华影业公司既避免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又没有完全囿于自我,而是怀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理想,致力于市民文化的建构和提升,为都市电影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于“文华”来说,最为重要的在于将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商业运作是公司的基础,是公司运行的保证;艺术创作是“文华”的灵魂,是“文华”的追求目标;意识形态生产策略是“文华”的自觉选择和必然选择,也是一种商业策略,三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华”。本文接下来的三章以文华影业公司的三个代表性导演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分析文华影业公司在电影创作上的特色和成功之处。桑弧、费穆和佐临是文华影业公司中极具代表性的三个导演,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是文华影业公司运作机制的具体体现,也是文华影业公司运作机制的具体操作者,为文华影业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而有益的贡献。在这三个导演中,桑弧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文华影业公司的商业追求,他的电影观念和电影创作与文华影业公司的商业运作机制较为契合,在电影的商业化运作方面有突出成就。他的电影在中国传统叙事的基础上,借鉴好莱坞喜剧电影的表现技巧,以上海中层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用轻喜剧的艺术手法,将中产阶级市民的浮世悲欢进行了细致刻画和描绘,深刻揭示了当时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诉求,创造了典型的都市喜剧电影。费穆是文华影业公司中最具有艺术个性的电影导演,在电影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其代表作《小城之春》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经典。佐临是文华影业公司中较为“入世”的一个导演,他的影片带有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和浓厚的文化色彩,佐临将商业和艺术巧妙地融合于意识形态之中,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批判建立在通俗化的叙事策略基础之上,从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接受出发,来建构电影的文化寓言和政治理想,其代表作《夜店》在商业追求和意识形态表达上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在本文的结语部分,进一步总结和阐释文华影业公司的运作特点及其形成的深层原因,并结合中国电影从建国后到上世纪末在电影生产和创作机制上的种种偏颇和失衡,提出应该建立一种有利于电影良性发展的生产和创作机制,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