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与城市快速扩张之后,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与新型城镇化时期。城市更新不仅成为城市由外延式增长转为内涵式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是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主题。原先位于城市建成区边缘的火车站地区,被快速拓张的城市包围,使得铁路与火车站成为城市发展必须跨越的屏障,而高铁引入现有火车站带来的相关设施建设,则成为了火车站地区更新的契机。随着我国分税制改革与住房制度改革的确立完善,计划经济时期不具备交换条件的城市土地与城市空间被“动产化”,土地与空间成为可交易的商品,使得我国的城市建设融入到全球资本大循环的环节中。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的程度不断加深,空间生产已经与产业生产平行,且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本文基于沪宁铁路与沪宁城际铁路沿线的普铁高铁新老站房并立这一典型现象,选择镇江站、丹阳站、无锡站三处火车站地区作为研究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基础,对三处火车站地区空间生产的过程、机制和结果进行研究。在空间生产过程与机制方面,重点分析参与火车站地区空间生产的铁路局、地方政府、城市(开发)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和设计单位五大群体各自所有的资本与权力,解释其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为争取各自利益最大化形成的博弈关系,探讨其实现各自资本在站点地区增殖的途径与目的。对于空间生产结果,站点地区均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了铁路局的社会与公共利益、地方政府的公共利益,以及土地资本增殖和资金资本增殖;同时也出现了铁路两侧业态分化的趋势,以及节点-场所双重属性均较难达到理想平衡的现象。通过案例的横向与纵向比较,本文旨在对我国火车站地区未来的持续更新提供指导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