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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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明确提出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引领持续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工业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三废”污染源的主要制造者,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红线迫使工业急需摆脱粗放式发展模式,向生态化、绿色化发展方式转型。面对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将其不经济性内部化,是实现工业清洁生产极为重要的有效手段,推动经济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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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明确提出要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引领持续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工业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三废”污染源的主要制造者,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红线迫使工业急需摆脱粗放式发展模式,向生态化、绿色化发展方式转型。面对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将其不经济性内部化,是实现工业清洁生产极为重要的有效手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环境规制这一手段,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升社会效益是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新时代背景下,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延伸与拓展,以“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可行之路。在环境规制愈发严格的新阶段,推进工业生态化是长江经济带实现工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共赢的应有之义,是破题“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具体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本文对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阐释,明晰工业生态化的概念内涵与研究内容,以2004-2019年为研究时间,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长江经济带工业生态化指标评价体系,评估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生态化发展现状。并以工业生态化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公众型环境规制三类环境规制为解释变量,选用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居民教育水平、生态承载能力、交通便利程度为控制变量,从流域异质性角度出发,分析长江经济带不同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化的直接影响,以外商投资、技术创新、工业集聚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生态化的间接路径,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通过发展现状分析可知,长江经济带命令型环境规制水平整体表现为稳步提升,上游地区后来居上,中游地区规制水平高于下游地区;长江经济带市场型环境规制水平整体表现为波动下降的态势,呈现“上游较高,中游次之,下游较低”的格局;长江经济带公众型环境规制水平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上游地区、中游地区规制水平高于下游地区。第二,通过长江经济带工业生态化水平评价可知,2004-2019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生态化水平以及工业经济效益、工业环境效益、工业社会效益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三大区域工业生态化水平呈现为“下游较高、中游次之、上游较低”的空间格局;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三省市工业生态化水平较高,四川省、江西省、湖南省、重庆市四省市的工业生态化水平次之,湖北省、安徽省、云南省、贵州省工业生态化水平较低。第三,通过基准回归分析可知,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工业生态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公众型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生态化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情况下仍然成立。第四,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可知,命令型环境规制对长江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工业生态化的影响均表现为正向;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化的影响表现为负向,对长江中游地区、下游地区工业生态化的影响表现为正向,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公众型环境规制显著抑制长江上游地区工业生态化发展,显著促进长江中游地区工业生态化发展,对长江下游地区工业生态化的影响不显著。第五,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工业生态化的间接路径可知,命令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抑制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工业生态化发展,市场型环境规制不能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工业生态化发展,公众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抑制工业生态化的进程;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化的总效应被技术创新掩盖,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够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显著促进工业生态化转型,公众型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工业生态化水平的提高;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化的总效应被工业集聚掩盖,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工业集聚水平促进工业生态化转型,公众型环境规制不能通过工业集聚影响工业生态化。根据既有文献基础、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构建流域环境规制协调机制,推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第二,提高环境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加强环境污染治理能力;第三,完善市场型环境规制引导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激励作用;第四,规范引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推动增量到提质的转化;第五,构建现代生态工业体系,协同推进工业生态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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