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领域和公共性研究多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基础上,而在东亚社会,国家与社会的非对抗性语境衍生出一种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的实用主义公共性建设模式,在中国,即表现为行政力量是公共性建设的主要承载者。在中国乡村,公共空间作为村庄公共性的生成空间,历史上其职能由传统宗族结构和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力量两股力量履行,他们作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结构,为村庄沟通议事和集体行动提供可能。近现代以来,这两股力量相继退场,发育不足并趋向保守的村支两委维持着原子化村庄公共生活的低度运转,乡村公共空间产生衰落危机。网络化时代,以移动信息技术为载体的“行政外生型”网络公共空间接替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在乡村主体严重流失的背景下,成为村落社会联结再生产、承载村落公共事务与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空间,从而再造了乡村公共性。论文从以下三方面揭示村级微信群网络公共空间对乡村公共性的再造过程。首先,表现在网络公共空间对传统熟人社会关联的复制延伸。村级微信群实现了原子化、离散化村民的网络聚合,孕育出村庄丰富的社会行动和经济生活,由此强化并生成村庄新的人际关联和集体行动力,促进了村庄社会联结的再生产。其次,在村庄“抗疫”公共事件动员中,多元主体“共同在场”的网络公共空间将每位村民都卷入村庄公共事件的旋涡,有效实现了传递经验与在地经验的双向确证,以及资源动员的主体转换和跨场域的资源链接,围绕村庄公共事件的组织动员促成了乡村公共性的积极构建,社会力量与行政力量一同成为村庄公共事件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了单一行政动员效力不足的问题。最后,“行政外生型”网络公共空间成为村庄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一方面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乡土场域中基层公权、“政策要挟者”、国家权力三者之间有效制衡,优化了村庄治理结构。“行政外生型”网络公共空间从互联、合作、共治三个维度重构了村庄公共性。“行政外生型”网络公共空间是社会信息权力崛起并向传统政治权力发起挑战的见证,其实践既是对西方二元对立式公共性建设理念的超越,也是对中国传统行政管理式公共性的超越,是一种新公共性建设路径。长远来看,这种自下而上的网络信息权力结构和公共性建设思路或将带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思路的变革。但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外生型”网络公共空间对行政力量的依赖,致使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的权力整合压力和基层公权风险规避等行政因素,可能影响到公共空间的开放性,这是未来乡村公共性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与反思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