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2年清廷设立京师同文馆向西方学习之始,中国传统教育逐步向现代转型。经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教育已取得初步成果,中国教育体制、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均发生重大变革,科学实用教育在中国大行其道,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新青年》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但是,时人对新教育理解偏差,导致中国新教育很大程度上照搬他国体制,由此产生的水土不服给中国教育和社会带来了消极作用,时人对此多有批评。针对中国新教育的弊病,《学衡》杂志作者群将西方传统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新青年》的教育思想争锋相对,极力提倡人文教育。其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他们认为教育的真正核心是人文教育,其目的在于“健全人的人格”,教会人怎样做人。二、人文教育起着“正人心、维风俗”的作用,是民族长存的保证。当前教育过分重视科学和实用,导致人文的缺失,这是当前社会弊病丛生的主要原因。三、拥有“健全人格”的首要指标就是拥有良好的道德,因此他们要求学生以砥砺道德为学习第一要义,极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教学内容上强调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的重要性。四、对于现代学制中的分科教学,学衡派也不赞同,他们认为此举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及健全人格的养成。故而,《学衡》同人非常注重“宏通教育”和“博雅之士”的培养。他们主张学文科者要注重与之相关学科的学习,成为“通才”,学工科者也要有“通识”,具备人文学科的基本素养。五、在学衡派看来,“健全人格”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实现这个教学目标,各教学主体都应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不可追求功利实用：作为办学者应遵循教育规律,为学生学习提供良好条件,不可把教育当成晋升仕途的工具；作为教师应恪守师德,将教书育人当成理想所在,不能只顾经济利益；而学生更应该尊师重道,排除外界干扰,潜心向学,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六、教育实施过程中,《学衡》诸人十分注重运用人文的教学管理方法,实行“训育”,加强教师对学生的指导。与之相应的,“学衡派”诸人还十分推崇传统教学中的教学关系。他们认为良好的教学氛围是教育有效开展的重要条件,而现行的制度化、法制化管理方式导致师生感情淡薄,所以教师应“以德义代政法”塑造良好师生关系,如此才能保证教学活动的有效运行。在他们看来,只有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制度相结合才能创造出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学衡派的许多教育主张是理性的,这在一个激进昂扬的社会里面显得尤为难得。它对于中国新教育的许多过激主张能够起到很好的补偏作用,体现了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另一面相。然而,学衡派的人文教育观念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其某些观念具有空想性质,不能得到很好的实践,因而不可能得到当时多数年轻人的响应；另一方面,学衡派自身的分裂,也削弱了其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与“新文化派”不同,《学衡》杂志群体并未掌握政治权利,无法拥有话语权,其当时最终的影响有限就不难想象了。尽管如此,“学衡派”人文教育观念的意义仍然不能轻视。“学衡派”继承了晚清“国粹派”思想的合理成分,同时又吸收西方人文理念,将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的存在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合理依据。马一浮、熊十力等学者承接这一思路,积极倡导人文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现代诠释。其人文教育观念与“学衡派”的主张多有相似之处,体现了“学衡派”在近代中国人文主义之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