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政府为巩固全球战略地位、实现国内经济复苏,对其现行的多项经济政策频繁调整,使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走高。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走高会抑制消费、投资以及产出等变量,引发国内宏观经济波动,并对其他国家形成明显的溢出效应。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加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推进,中国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也不断深入,基于此,文章进行了如下研究:首先,文章基于相关文献梳理和经验事实分析,详细地阐述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渠道和机制,并运用Antonakakis et al.（2020）提出的TVP-VAR-DY溢出指数模型以及小波分析构建多时间尺度分析框架,测度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金融部门、生产消费部门以及进出口部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总溢出效应、方向性溢出效应以及两两溢出效应,综合定位不同时频域下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通货膨胀的溢出影响和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其一,金融部门、生产消费部门以及进出口部门均是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传导至我国通胀的渠道。在金融部门系统中,我国金融市场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极为敏感,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对其影响程度的绝对数值稳定。但在极端事件冲击下,如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通胀增速水平的冲击衰减明显,但金融市场对国内消费端的价格水平影响上升明显。在短期上看,金融市场放大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冲击,但在长期尺度上,金融市场发挥了缓冲器作用,使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大幅削减;其二,生产消费部门系统对于外部极端事件冲击的敏感度相对较低,具体来看,产出的溢出效应长期平稳,消费的溢出效应高于产出,但受预期影响波动较大,此外,我国产出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溢出影响较大,产出路径对通胀的传递效应较弱,而消费路径对于通胀的传导则更为稳定,并且在中期尺度上,消费路径放大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冲击;最后,进出口部门传导系统对极端事件的冲击极为敏感,易受持续性事件冲击,在受极端事件冲击后短暂响应,而在极端情况或重大事件爆发时点附近,进出口部门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更为显著,并且对负向冲击存在放大作用。特别地,汇率对我国通货膨胀和对外贸易的溢出效应显著,但汇率并非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中国通货膨胀水平的传导路径。其次,聚焦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发现,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重启无限量化宽松,泛滥的流动性通过大宗商品从生产端传递至我国消费端,给我国带来巨大的通胀风险。因此,文章使用溢出指数模型的广义方差分解构造出时变溢出指数,实证分析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大宗商品渠道对我国生产消费两端价格的传递效应,研究证实:大宗商品价格周期作为全球经济金融周期的映射影响着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同时对我国生产消费两端价格水平溢出效应明显,但在美联储重启无限量化宽松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关系扭转,泛滥的流动性通过大宗商品从生产端传递至我国消费端,但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国内需求繁荣会熨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部分影响。最后,文章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同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保持我国经济系统稳定、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