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界的永恒话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成绩让世界为之瞩目，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当然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但更要问一问“改革开放究竟给我国社会和经济带来了什么”、“改革开放是怎样促进经济发展的”……在作者看来，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新制度，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制度”，当然，绝不仅仅限于此。这种制度从它产生起，就不停的改变着个人、企业以及政府的行为模式，并进而创建了一种节约成本并且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我们总结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制度变迁过程，它真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吗?它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对于作者把经济改革的主要成果和任务描述为“制度建设”的武断，可能会引起很多学界人士的质问，因为改革中给人刺激最大的应该是外资、民间投资、新技术引进和引用、大量工厂和自由出卖的劳动力的出现，简言之，就是物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持续增加和积累。的确，物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的增加确实反映了经济改革的概况，但是这些因素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外在表象，而非本质，经济改革的本质是提供制度，而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因。基于此，作者采取不同于往常的视角--制度来研究经济增长。 以往关于制度对经济的绩效研究，理论描述很充分，但是存在着实证检验的不足。本文的研究以数据为支撑，力图用确凿的数据和可靠的数量方法，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绩效。在样本和数据选择上，本文不再重复全国性样本研究，而是对中国西北部进行区域考察①。基于西北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地理特征，本文的研究将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在制度绩效研究过程中，论文不但综述和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六省经济变迁历程、政策变化，更为关键的是对制度进行了测度和量化。在现有统计数据基础上选择制度变迁的主要指标，主要为经济多元化水平、收入社会化程。我们选取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六个经济联系紧密的西部省份作为西部制度研究的代表，是基于以下考虑：(1)以上六省在地域上属于西部范畴，具有地理、经济社会上的诸多共同特点，比如，资源十分丰富而自然环境恶劣，重工业和国有企业分布集中，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等等；(2)这样选择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上六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可以看作西部地区的“亚区域”，比如，同属于内陆省份经济改革开展较晚、进展较慢，处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三阶梯，市场经济发展远未充分发育，等等。我们相信，对西部地区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问题的这一细分研究，将从内容和深度上丰富中国的制度研究。 度、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方面，这种选取是综合西部省份宏观经济制度变迁事实特征和数据可得性的最佳结果。我们参照已有的方法，将反映西部制度变迁的四项指标综合成一项制度因素，最终引入到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从而实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效果的关联衡量，并可同资本、劳动进行比较。制度以及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绩效计算表明，1978-2004年，西部地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34％，人均资本投入的平均贡献率为71.33％，资本投入仍是西部经济增长最大的影响因素。深入研究可以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增大，呈现出三阶段特征。从制度变迁角度解释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成果，其结论是，制度是我国经济突破僵化体制束缚的根本原因，并使经济发展走上持续健康的上升道路，制度对经济的作用不能仅仅从目前的影响程度来判断，还要从它的功能作用判断。事实上，参照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制度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将会越来越大，这也就意味着西部地区经济改革或者制度变迁的空间还很大。为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只是方向性的，即采取深化制度提升的政策并落实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规范制度，包括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要素市场流通建设、企业制度建设和社会激励制度的深入发展，推进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完善产权制度、加快内陆省份经济开放、降低交易成本和加强环境保护，等等。 当然，本文的制度研究不堪完美，内容上仍存在有待探讨的地方，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引起该领域学者的质疑和反响，这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对本文的任何意见和评价，作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