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转移浪潮下,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不仅仅是产业的转移,还伴随着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要素的流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产业转移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倡导产业东转西移,承接地通过吸收外来产业的先进技术,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缩小了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然而产业转移虽能带动承接地经济效益,却也引发了承接地环境污染问题,在党的十三五及十九大中,我国都明确提出经济发展的绿色理念。因此,研究产业转移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产业转移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理论参考依据。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转移、环境规制及绿色创新效率的相关研究,其次,采用SBM-DEA方法测出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产业转移对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产业转移与绿色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各省份所处环境规制范围,本文运用Hansen提出的门槛模型研究了产业转移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分别讨论了不同环境规制门槛范围内,产业转移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2005-2017年间中国整体的绿色创新效率水平在稳步提高,但整体效率水平不高,在国家政策驱动下,未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从区域层面看,我国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区域差异性,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格局。(2)Moran’s I指数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创新效率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产业转移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具有空间效应;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对产业转移与绿色创新效率起负向调节作用。(3)不同环境规制视角下,产业转移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双重门槛,相比较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优于命令型环境规制。因此在国家倡导经济绿色发展状态下,各地区在引进产业进入过程中,应合理考虑环境规制所起作用,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范围,促进产业绿色承接,实现转出地与承接地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