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重述五四”为历史线索，探讨“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这一重大问题，从而为40年代文学转折的发生轨迹，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做出解释。全文主要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尤其是“延安”对“五四”的阐释，揭示文学转折中的意识形态背景对文学发展，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影响。全文分为六个部分，具体框架如下：引言：合法性与“当代文学”的“传统”。“当代文学”(被认为是“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合法性论证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建构出伟大“传统”的“当代文学”是其合法性论证的关键。第二部分：对“重述五四”的概念和意义的解释。“重述五四”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也就是延安文学时期到新中国，毛泽东及其主流批评家对“五四”所做的不同于此前五四一代人关于“五四”的叙述和评价。“延安”对“五四”的重述使“当代文学”的“传统”得以“发明”，这使得即将到来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即“当代文学”)获得了合法性地位。第三部分：“重述五四”的第一方面，即对五四“历史事实”的重述。在左翼以及“延安”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对广义的“五四”，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忽视，而突出狭义的“五四”，即五四爱国运动。对无产阶级兴起，尤其是“六三运动”的突显，以及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发展，共产党成立的“选择记忆”，是激进现代性诉求“历史化”的关键。第四部分：“重述五四”的第二方面，即对五四“历史意义”的重述。通过“表述”这个最富于生产性的问题，揭示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在五四时期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甚至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指认为是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其性质和领导权的归属并没有改变，只是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才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五部分：“重述五四”的第三方面，即对五四“历史价值”的重述。在五四一代人的历史叙述中，五四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启蒙运动”的高扬，其历史价值显得意义非凡，而在“延安”毛泽东等人的历史叙述中，其“历史价值”被重新叙述：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予以排斥，五四“民主、科学”的叙述方式被“反帝、反封建”取代；个人主义被认为是“万恶之源”而受到批判，清除；启蒙的主体发生了“倒错”：启蒙者被启蒙。结语：“影响的焦虑”与“历史的吊诡”。“五四”这一“伟大的传统”对“当代文学”构成了一种“影响的焦虑”，基于对这种“焦虑”的克服，“延安”不得不对“五四”进行有意识的“误读”、“贬低”，从而树立自己的伟大形象。随着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权威性的树立，“当代文学”的“五四”传统，在各文学史著述中得到体现，并流传至今。然而，不同时期对其的质疑之声，又构成了“历史的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