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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重述五四”为历史线索,探讨“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这一重大问题,从而为40年代文学转折的发生轨迹,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源做出解释。全文主要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尤其是“延安”对“五四”的阐释,揭示文学转折中的意识形态背景对文学发展,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影响。全文分为六个部分,具体框架如下:引言:合法性与“当代文学”的“传统”。“当代文学”(被认为是“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合法性论证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建构出伟大“传统”的“当代文学”是其合法性论证的关键。第二部分:对“重述五四”的概念和意义的解释。“重述五四”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也就是延安文学时期到新中国,毛泽东及其主流批评家对“五四”所做的不同于此前五四一代人关于“五四”的叙述和评价。“延安”对“五四”的重述使“当代文学”的“传统”得以“发明”,这使得即将到来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即“当代文学”)获得了合法性地位。第三部分:“重述五四”的第一方面,即对五四“历史事实”的重述。在左翼以及“延安”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对广义的“五四”,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忽视,而突出狭义的“五四”,即五四爱国运动。对无产阶级兴起,尤其是“六三运动”的突显,以及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发展,共产党成立的“选择记忆”,是激进现代性诉求“历史化”的关键。第四部分:“重述五四”的第二方面,即对五四“历史意义”的重述。通过“表述”这个最富于生产性的问题,揭示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在五四时期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甚至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指认为是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其性质和领导权的归属并没有改变,只是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才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五部分:“重述五四”的第三方面,即对五四“历史价值”的重述。在五四一代人的历史叙述中,五四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启蒙运动”的高扬,其历史价值显得意义非凡,而在“延安”毛泽东等人的历史叙述中,其“历史价值”被重新叙述: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予以排斥,五四“民主、科学”的叙述方式被“反帝、反封建”取代;个人主义被认为是“万恶之源”而受到批判,清除;启蒙的主体发生了“倒错”:启蒙者被启蒙。结语:“影响的焦虑”与“历史的吊诡”。“五四”这一“伟大的传统”对“当代文学”构成了一种“影响的焦虑”,基于对这种“焦虑”的克服,“延安”不得不对“五四”进行有意识的“误读”、“贬低”,从而树立自己的伟大形象。随着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权威性的树立,“当代文学”的“五四”传统,在各文学史著述中得到体现,并流传至今。然而,不同时期对其的质疑之声,又构成了“历史的吊诡”。